白居易《长恨歌》的世俗文化心态

时间:2020-10-31 16:59:46 白居易 我要投稿

白居易《长恨歌》的世俗文化心态

  白居易的《长恨歌》堪称经典名作,所透露出来的世俗文化心态体现着一代诗人对人间情怀与世事变换的叩问。

白居易《长恨歌》的世俗文化心态

  白居易的《长恨歌》作为千古绝唱,其意义的解读自然也是多元的。不过,创作背景的解释应该是解读作品的惯常开始。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时年作者35岁,任周至县尉。本诗缘起白居易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在仙游寺游玩时,谈及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作诗,请陈鸿写篇传记,二者相得益彰。此诗之所以称其《长恨诗》是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文学作品的背景给我们一个创作情景,提供了某种文化视野。透过作品,结合前人的分析,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对作品内涵的深挖,这就是对白乐天作品《长恨歌》的世俗文化心态的理解和剖析。

  世俗文化是基于世俗社会的一种与高雅文化相对的文化形态,主要是张扬人性的本真欲求与世俗需求的一种文化模式。世俗文化心态是透过世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人们心灵状态与想法,是一种基于民间世俗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种文化心态。世俗文化心态以其独有的方式表达着对世界的看法,将世俗文化不断地沉淀为一种民族的世俗文化心态。

  文人的`世俗文化心态常常被人们忽视,然而他首先是人性本质的一种流露,其次又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世俗文化的一种穿越与重构。文人将世俗文化心态提升到审美的程度,透过世俗文化的深处,能窥见它扎根的文化域,能够深深理解来自于深厚积淀的力量。

  一、红颜丽人与政治的悲剧情韵

  自古红颜多薄命,这是古人对丽人命运的一种概括。这反映了男权社会男人的眼光,也总结丽人们的最终结局。深藏着一种难以捉摸的民族文化心理,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俗文化心态。

  回到白居易《长恨歌》,我们能够感受这一主题之下的世俗文化意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在古代的文化土壤里,美女是注定要遭厄运的。杨贵妃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成为男人私人财产和政治的牺牲品,“薄命”之义可以彰显。

  《长恨歌》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主要讲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以及由此引起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开头八句写唐明皇惊艳于杨贵妃的美貌。从“春寒赐浴华清池”到“不重生男重生女”,写杨贵妃因受宠给杨氏家族带来豪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写唐明皇的迷恋美色,遗误政事。“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写杨贵妃受宠的程度。

  接下来,用汉武帝宠陈阿娇的典故来比喻他们之间的关系。“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杨贵妃一人受宠,杨氏族门立刻鸡犬升天。哥哥杨国忠做了宰相,几个姊妹都被封为大国的夫人,争权斗富,不可一世。皇帝后妃是人,有情欲,这是人性的基本内涵;然而君王手中那无上的权力这种刚性的东西在柔情蜜意目前一下子失去了控制,所谓以柔克刚是也。好色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过,但由好色而导致滥加封赏,紊乱朝纲,这就超越了某种限度。我们看待红颜丽人对男权社会的影响必然离不开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四句又和前面的“从此君王不早朝”相呼应,进一步描述了唐明皇的迷恋酒色,荒费国政。如此说来,红颜真是祸水?还是男人自己纵欲的恶果呢?女人一旦和政治挂上钩,其悲剧性就必然变得严重。武则天独揽大权似乎例外,但她的继位莫不是一步步靠自我牺牲与自身权谋的结果。

  美丽红颜多薄命――一个古老的世俗文化心态,它传承千百年的文化之舟,慢慢滑向自己的远方,而封建社会丽人的最终的结局都是“千红万窟,万艳同杯”(语出《红楼梦》),叫人扼腕,令人叹息。

  二、悲剧性结局阐释着爱情与政治交织的世俗文化

  作为千古绝唱的叙事诗,其宛转动人,缠绵悱恻,那“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悲剧)的震撼力打动着人们的心灵。

  《长恨歌》首先让我们享受的艺术美,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独特的构思艺术。全篇中心思想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同时予以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起来好象是一幕幕喜剧,然而,乐极生悲。王夫之在其《姜斋诗话》曾云“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以喜写悲更见悲之分量。唐玄宗政治上的悲剧,正是荒淫无度所引起的,并导致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这是故事的曲折、特殊之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长恨”的原因。

  此诗是诗人情感与审美的一种外化产物,那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悲剧感已经融化为一种艺术审美。艺术中的悲剧,是艺术家对生活中悲剧现象进行艺术认识的结果,因而直接显现出巨大的审美意义。

  三、千古长“恨”与世俗风情揭示难以释怀的普遍情怀与个人心怀

  白居易生前曾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类:“首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谓之闲适诗。又有事务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行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谓之杂律诗”(《与元九书》)。《长恨歌》,白居易将其划人“感伤”类作品。

  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就李二十》诗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奈吟近正声。”是白居易本人对《长恨歌》意义最直接的诠释。《长恨歌》似乎有着永恒的意义,它唱尽了人间感伤情。

  《长恨歌》是歌“长恨”,“长恨”是一颗牵动人心的线索。到底“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并没有直接讲述,而是通过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现给读者,认人们感受别样的风情。   从中我们窥见长恨的发展历程: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唐玄宗追求美色,终于得到“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妃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仅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开卷首句既统领着全诗又引出故事的悲剧原因。其次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迫不得已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在原因,是引起悲剧的基础。诗人有意淡化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的事实,而对二人的生离死别着重渲染。第三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极度悲伤,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越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愿望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仅情感,政治上的不满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白居易仕途坎坷,郁郁寡欢,常借佛道以转移视线,寻找灵魂的解脱。朝野两极的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文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对具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古代文人一生追求功名,为的就是得到“黄金屋”与“颜如玉”,这可以说是文人的一个基本世俗情怀。然而,历史总是在捉弄人,人生不如意常十之八九。文人便借用历史爱情表达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内心渴求。于是,我们后人也从中窥见了那来自历史深处的文人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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