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及现实意义

时间：2020-09-21 17:07:24 长恨歌我要投稿

　　摘要：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的主人公王琦瑶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人物。本文遵循着她的人生轨迹，分别从她与李主任的初恋结局，与康明逊的爱情遭遇，与程先生的姻缘始末，与老克腊的老少畸恋等方面，阐述了王琦瑶的个性性格、传统的观念、时代的动荡、“文革”的冲激，造就了王琦瑶的悲惨命运，以显示人类与命运所进行的抗争和最后无法挽回的失败，这一悲剧散发着令人着迷的艺术感染力，我力图从宏观的视角，探求她的现实意义，给世人以些许有益的洗教。

　　关键词：长恨歌王琦瑶悲剧意义

　　《长恨歌》自1995年发表以来，引起了广泛关注。文中女主人公王琦瑶本是中产资级家庭中典型弄堂女儿，她热爱唱歌，哼着周旋的《四季调》;她算不上是校园的才女，却有着家常养眼的好看。这美，不是远距离的美，而是近在咫尺的美。本文将从性格悲剧、城市悲剧、自然悲剧、女性悲剧解读女主人公陷入的悲剧命运，以显示人类与命运所进行的悲壮的抗争和最后无法挽回的失败。

　　一、悲剧的眼光

　　王安忆曾说：“我觉得好的作品就像一座房子，里边房间再多，线索却是简单的，我们只要找到了一扇主要的门，这房门一旦打开，我们就会顺利地走遍了所有的房间，并且发现所有的房间其实是连成一体的”①。在《长恨歌》中，我们不难发现王琦瑶悲剧的一生正是这样一扇能走向所有房间的“门”，也是开启所有房间“门”的钥匙。作者透过“日常化”的感情视角，不厌其烦地叙述了王琦瑶——十里洋场上一个典型的弄堂女儿冗长琐碎的一生悲剧：由美丽纯情的学生到风光无限的“沪上淑媛”、三小姐，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旧社会遗老;由阴涩萌动的弄堂到奢华艳极的爱丽丝公寓，再到平淡质朴的平安里;由叱咤一时的要员外室到不能负责的康明逊情人，再到与老克腊的畸形黄昏恋……最终碧落在长脚那双看似阔绰却肮脏的手上，落得个凄凉的晚景。虽然如此的结局早在作品开头片厂里的那一幕预演了，但它真的来临时，我还是感到了震惊产生了怜悯，领悟了“强烈的宿命感是王安忆笔下无一例外的精神物质”。

　　综观王琦瑶悲欢起落饱经沧桑的一生，其大多是漂泊在“世俗化”的日常琐碎中，除了一时的“沪上淑媛”风光，短暂的“三小姐”光环和转瞬的李主任外室。因为在王安忆看来：“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当表现日常生活”②。所以喋喋不休的下午茶，漫无边际的围炉夜话，无休无止的舞会，流言，鸽子等等充斥全篇。我们耳染目渲了滚滚红尘里极尽繁华背后的阴暗角落里城市女性的身影。当虚荣逝去，繁华不再，我们看到百孔千疮的城市里，这个女人仍在都市情欲堆中打滚。她一生在命运的巨手中挣扎浮沉，忙忙碌碌，作为“类”的代表她是一个城市女性的影子和代言人，她的故事实际上是一座城市的故事，她的悲剧实际上是整座城市的悲剧。因为“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对城市进行新的阐释，城市与女性是交融的，合而为一的”③。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能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地看世事的云起云舒，却客观上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出悲剧的主角，相信作者是有意为之的。作为一个表现现代人命运的悲剧，作者将眼光投向了普通人，并将对人生悲剧性的认识落实到日常“小故事”、“小历史”中，为时代提供了不可代替的历史记忆。“悲剧眼光的根本或要义首先在于从深处提出一切问题中最初(最后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生存的问题。生存的意义在那里?悲剧的眼光将人看作寻根问底的探索者，赤裸裸的，无依无靠。孤零零的面对着他自己天性中和来自外界的种种神秘和恶魔的势力，还面对着受难和死亡这些无可避免的事实。”④这种眼光，无疑使得人物更加的丰满，悲剧更加震撼和具有感染力。

　　二、悲剧的凸现

　　王琦瑶坎坷的一生，跨越了40年代到80年代，理想与现实充满了落差，理智与情感冲突激烈。其差强人意的情感经历，验证了乌那穆诺的那句名言：在世界上，最富有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想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她与各色各样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贯穿其终生。她的悲剧也是通过这些男人凸现出来的，政要李主任、矢志不渝的程先生，懦弱无能的康明逊，追忆怀旧的老克腊……一一网织了这位上海末代小姐的悲剧命运，构成一对对宿命般的死结。

　　1、与李主任的悲剧初恋，源于她的性格。

　　和很多出身中等人家而又不安于现状的漂亮女孩子一样，王琦瑶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充满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上海繁华生活的追慕就是其中之一，在众人的推举喧哗中选上了上海小姐。她以净素取胜，在二十朵红花中脱颖而出，她是“三小姐”，上海小姐的季军。成就她这一梦想的便是掌握军政大权的李忠德，李主任，而吸引李主任能够用掷地千金换来的玫瑰花去支持王琦瑶的，便是其“御宇多年求不得”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她更愿意从李主任身上获得“终生受益”的安慰，文革后复出，已知天命的王琦瑶参加舞会，跳拉丁舞，交往漂亮、潇洒、聪敏、时髦，看起来让人高兴的年轻人，做丰富而精致的点心招待他们。作者曾把她比做一副古画，把她的家称为青春乐园，不无讽刺意义。

　　于是这位养在深闺初长成的王家18岁少女便和这位气宇轩昂的40多岁军派要员相爱了，住在与世隔绝豪华又凄清的爱丽丝公寓。每天，做着最孤独的等待。这小小的公寓，就这样一寸一寸的吸取了阳光，掳走了一个女人如水般的光阴。他们的爱，对于王琦瑶来说是一种终身托付、死去活来的爱，就像电影歌曲里唱的：天荒地老，世情冷暖，我受不住寂寞孤单;走遍人间，历尽苦难，要寻访你做我的旅伴。而对于李主任来说，则是情场爱海中的锦上添花，是情场老手的唾手可得。从此两人便“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风雨飘摇的，任何一场政治变故都会令这座灯红柳绿、物欲横流的城市不寒而栗。而国共两党的纷争再加上洋鬼子们的搀和就更使这座本来就前途未卜的城市变得扑朔迷离。李主任尽管掌握军政大权，然而也难以改变自己为他人摆布的命运。令王琦瑶最担心的就是他的来无影去无踪，终于有一天他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而是让程先生带给王琦瑶一个“他死了，不要再等他了”的噩耗。王琦瑶哭得死去活来，就这样在痛不欲生中结束了她的初恋。

　　王琦瑶悲剧中的性格还在于她对人生抱有一种苟且的态度，幻想着她不切实际的人生道路。

　　2、与康明逊的爱情悲剧，源于动荡的年代。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王琦瑶捐出了李主任送给她的“爱丽丝”公寓，想平平淡淡地度过后半生。直至富家子弟康明逊的出现。使她和康明逊抛弃了世俗的偏见义无反顾地相爱了，不久王琦瑶便怀孕了。对于王琦瑶来说，这是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已经少了一些初恋时的冲动，增加了一点生活的理智。

　　当然，历史的转折也不以正常的年份来划分，更大的改变延后而来。至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以其狂飙突进之势蔓延了整个大陆，为了能摆脱在上海“稀里哗啦”的生活，在其父亲指引下康明逊去了香港，想做出一番事业。怀着他的孩子的王琦瑶则选择了留守，为了自己的声誉，她拿着积蓄换了一段名正言顺的婚姻，对象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在两人的结婚照片上只有摄相机拍下了她那无奈的眼神。在随后的几年里她依靠康明逊每月的接济养活着自己和女儿，当康明逊五十九岁终于三藩市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恩情就彻底断了。恐怕在这个“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的多事之秋，留下的也只有“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对于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来说，这又是一次令人悲痛的分离。

　　3、与程先生的姻缘悲剧，源于自然的变故。

　　王琦瑶本来可以和追求她的程先生成为天生的一对，可她偏把程先生看作退一万步的底。上海在他们的眼里是在自己的`城市看不见的城市，而他们却是在错误的年代，总碰到自以为对的人。程先生和王琦瑶相识是一个偶然，他们是在蒋丽莉表哥的片场里结识的。作为铁路专业出身的程先生，有一个业余爱好便是拍照片，而且专门给女明星拍照。他从第一眼见到王琦瑶，便被这位貌美的姑娘吸引了。可李主任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就在康明逊死去的时候，程先生的妻子也因为难以忍受王程二人的藕断丝连而和程先生分手。

　　缘分让王程二人再次相遇，程先生的脸上已经饱刻了岁月的风霜，从他满脸的皱纹和花白的头发就可以看出什么叫做“沧海桑田”。然而王琦瑶在经历了几次爱情变故后却显得风韵犹存，流露出一种妇人之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对她有所偏爱，也并不意味着她的爱情悲剧有所好转。

　　4、与老克腊的畸形恋情，源于偶然的意外。

　　与她女儿同龄的老克腊的出现却又让她已经绝望的感情上演了一次断点续传。老克腊的出现让人感到意外，他与王琦瑶的爱恋更让人感到意外。对于王琦瑶来说这或许是人生的黄昏之恋，或许是人生感情的最后一搏，也或许是对不公平的年代对她的不公平的爱情待遇的一次报复，总之让人们在欣赏她与比她小得多的老克腊缠绵悱恻时，难免有种在激情掩盖下的悲伤。对于老克腊来说，这是一种忘年的畸形爱恋，他对王琦瑶的爱让人感到疑惑和猜测，或许是看上她的风韵犹存，或许是看上李主任留给她的一大笔遗产。然而这种畸形之恋正如程先生说的一样是早晚要出事的。老克腊因参与黑市买卖受人欺骗遭警方的通缉，在王琦瑶家避难时，因为与王的争执又将王误杀，最终获得无期徒刑。

　　三、悲剧的现实意义

　　瑶王琦瑶在情与爱的泥淖中结束了一生，在与男人的感情漩涡中凋零消逝。王安忆甚至不吝笔墨渲染了大量宿命色彩，让她一生注定要在错过与尴尬中度过。王琦瑶情感跌宕凄惨落泊的一生，似乎是失败的，但我们不应该以成败定人。因为“亚里士多德坚持说，悲剧人物既不应该是坏人，也不应当是圣人，而是有过失的好人”⑤，毕竟王琦瑶这个“有过失的好人”本身就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悲剧意义。

　　1、表现了王安忆对现代社会普遍人群的人文关怀。

　　王琦瑶作为远离时代主潮，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妇女成为作者的主笔，本身就说明了作者对下层平民的普遍关注和深切的同情。在《长恨歌》里也透露出了作者对王琦瑶的赞赏，作为处于命运砧板上的“鱼肉”她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阐释着生命的真谛：活着。她把生活的细末琐事处理得游刃有余，随遇而安，甚至表现出了一些比男人更加有韧性的态度，坚守住了自己心灵的家园。例如：康明逊得知王琦瑶怀孕，竟然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而她则一个人勇敢坚强地承担下来，独自抚养大了女儿薇薇;“文革”中程先生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可王琦瑶则一个人凭着她女性的坚忍，保护了自己和女儿……因此，有人说《长恨歌》通过质询女性身份的迷失，演绎女性悲剧宿命轮回，从而思考女性的性别境界和生命体现，是在为女性的性别本位恢复而呐喊，是一本“女性主义文学”。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王安忆曾在《我是女性主义者吗?》一文中已经很明确否认了这个问题，她一直都不满意世人给她贴上的“女性主义和上海”这两个标签,认为那是人们对她作品的狭隘理解。尽管在作品中几乎所有的男性都遭遇到了流放的厄运，遇难的遇难，自杀的自杀，逃脱的逃脱，但作者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鞭挞或指责，反而对他们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不能自我表示了无可奈何和怜悯。之所以构建这样一个女性世界王安忆说过，就是因为审美，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有审美价值。因为对我们写小说的来说，决定写这个不写那个，就看他们哪一个更能进入小说。男性走上社会舞台比较早，他们简单。女性可能是情感的动物，更丰富，有内涵。王琦瑶是一个“类”，代言着整座城市甚至所有平民，在这里其实体现了作者那种对现代社会里普遍人群的人文关怀，包括男人和女人，表达了王安忆对生命存在的思考。没有对生命价值的虔诚与关怀，她决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悲剧体验，也不会做到“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性，宗教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为故事中的角色，陪他们笑，陪他们哭”⑥，化为生命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2、体现了王安忆对社会历史的反思。

　　90年代当许多作家津津有味地在重写波澜壮阔的文学史文学时，王安忆独辟蹊径谱写了《长恨歌》这出“后伤痕文学”，无疑把黄浦江边沉浸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都市男女当头一棒。作者苦心经营的王琦瑶一生悲惨的情感纠缠，无非是想通过“悲剧快感”来唤起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在《长恨歌》中作者有意淡化了历史背景，只是隐隐的偶尔提到了几个年月，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反“右倾”……都是轻描淡写。然而虽是轻轻带过的一笔，却每一次都深深地触动了王琦瑶的命运，可见她的悲剧根源其实与社会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王琦瑶只是那个时代受戕害的千千万万中的一个，王安忆重现这段历史，是因为她明白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正视，也应该给那一代人一个应有的说法，而不应该像一些人那样想方设法地掩盖那段历史，并且还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王安忆作为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深深体悟了那个时代在她们身上留给下的烙印。所以她以此来呼吁更多的人来反思那段心伤的历史，关心在那段历史中受苦受难的人们。并且在进入了90年代改革开放后，作者目睹了在西方商品经济冲击下，人们已经迷失了自我沉醉在享乐中，对社会历史早已经抛却脑后了。所以王安忆不得不以历史的形式来时时提醒人们进行反思。

　　总之，《长恨歌》，作为一个表现现代人命运的悲剧，作者更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并将对人生悲剧性的认识落到日常生活，见诸于平凡世态。人性中最基本的因素欲求与不足和每个个体生命都须面对的时光之劫、生命虚无是悲剧的最基本元素。在效果追求上，《长恨歌》偏重怜悯而不是崇高。“怜悯由两个因素构成：对客体的爱和同情以及因为它的缺陷或痛苦而产生的惋惜感，作为审美感情的怜悯和秀美相关，一个秀美的事物好象在吁请我们的同情，而它那柔弱的性质又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点怜惜感”。但让一个风华绝代而又满情沧桑、多情善感而又寡情善忘的王琦瑶充当主人公，她的遭遇引起人们的正是叹息与感伤的感情，不能说这种悲剧缺乏感染力，因为任何生命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和尊严，作者所要表示的正是这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价值关怀。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悲剧用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⑦ 。王安忆因对生命的深切感悟，深谙人生的痛苦和悲凉而对同类产生了悲悯情怀，从而浓墨塑造了王琦瑶的悲剧一生。它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悲剧本身经由人的反思和超越就有可能进入新的可能，这就是王琦瑶悲剧所蕴涵的根本意义。王安忆想牺牲一个王琦瑶来换取所有人的幸福，充分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价值关怀也是她对人生和命运的悲剧性的感受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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