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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规》教育思想解读
在滚滚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流淌着无数璀灿夺目的珍宝，《弟子规》便是其中之一。《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教育家李毓秀所作，李毓秀依据《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并参考了《礼记》、朱熹童蒙养正书籍《小学》等，编就《训蒙文》流传于世，后经乾隆年间的学者贾存仁修订，更名为《弟子规》。《弟子规》全文1080字，360句，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纂而成，述及103事，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和求学等应有的礼仪与规范。内容有修德、立身、处事、为学、言语、礼仪、气节、举止行为、生活习惯等。自清朝中叶，此书流行甚广，有“天下第一规”之誉，一度成为私塾学堂的必修课本，堪称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教材。
《弟子规》在中国儒家文化中虽然出现较晚，却是古代圣贤的智慧结晶，其教育思想系统且涉及范围极广，在古代、近代家庭教育与基础教育中具有代表性。它以无尽的思想光辉涵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弟子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份精神财富，仍然放射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因此，《弟子规》所蕴藏的教育思想内涵非常值得探究。
1、慈爱教育。慈爱精神是人最基本、最原初的道德，是仁义之本，礼仪之源。“泛爱众，而亲仁”，“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这在弘化一种“博爱”精神。人有了一颗仁慈善良的心，他就会生发出一系列善良的行为，人生第一步就会走正。慈爱是政治和道德的根本原则，是一切美好德行滋生的源泉。假如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生活信条，这个世界一定会安宁得多，和睦得多。《弟子规》的教育思想以此为纲，可谓识见卓异。
2、孝亲教育。人是国之本，德是人之本，孝是德之本。《大学》中早就提出：“为人子，止于孝。”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在《弟子规》中，从“父母乎，应勿缓”至“事死者，如事生”共四十二句全面提出了孝亲教育的详尽内容。例如，听父母之命，养父母之神，暖父母之心，谏父母之过，待父母之病，葬父母之身，祭父母之魂，从角角落落方方面面把子女对父母的孝敬系统铺陈，从而使“孝”这一重要德行在一系列与长辈互动的行为中养成。
当前，在亲情关怀方面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情感“下流”。即父母关怀爱护儿女，儿女并不“领情”——不关心孝敬感恩父母。《弟子规》中的孝亲教育思想倡导了一种慈孝对等、孝亲报恩的伦理道德追求，这有力地避免了亲子关系淡化、失落、分离的风险。这对当今亲子关系的改善无疑具有一种巨大的启迪意义。
3、诚信教育。诚信是一种不分时代、不分地域的普遍价值。西方文化传统对此也有相应的表达。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列举公民美德十一种，“诚信”便是其中之一。《圣经》里说：“诚信比财富更有价值”。《弟子规》中“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体现了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的基础，也体现了做人须遵守“言行如一、言出必践”的原则。鄙弃虚伪、欺诈的恶德，凡事抱求实求真的态度，是为人子弟的本份。如果一个人不讲求诚信犯了错误，而且不承认不反省，那么，他就有双重过失：一是对别人不诚信;二是欺昧了自己的良心。《弟子规》旨在孕育出一种美好心灵和人际伦理秩序，就不能缺失对诚信的培养，须将诚信根植于儿童心中。
4、节制教育。教育的真谛不在于长养孩子们的名利欲望，而在于修养身心，积极健康的精神品德与过份的物欲冰炭不相容。《弟子规》中要求，“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着力强调的是“节制”的美德，这也是人际互动利益当前之际一个人应有的行为准则。同样，17世纪的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其《教育漫话》一书中对“节制”教育也有明确的阐述：“如果他们从小就能习惯于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轻易提出要求，这种良好的习惯就可以使他们免于放纵，到他们长大成人，做事会斟酌的时候，如果他们遇到事情听从理智而不是本能的时候，他们在这世上就能多获得一些自由”。现代教育思想与制度对传统教育中这些非常合理的部分非但没有承续，反而盲目地抵制传统教育思想价值观念，结果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肆意开发，对金钱贪欲无限，对物质尽情占有，放纵欲望，过度消费;在个人交往中取多予少;在公私交往中侵吞，沦为社会的蠹虫。
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曾为自己制定了十三条守则并终生坚守，第一条便是“节制”，其中内涵主要是“食不过饱，饮酒不醉”。集中表达了《弟子规》“食适可，勿过则”与“饮酒醉，最为丑”之义。
一个人若不懂得节制，他终将被欲望所毁灭。
5、行为限制教育。如果说节制是自律性的，那么限制就是他律性的。《弟子规》全篇共有“勿”字句四十二句，“莫”字句三句，这些含有否定词的语句几乎都是对不当行为的制止，内容涉及举止、言谈、饮食、起居、交往等。良好的行为规范是在一系列限制中形成的，良好的习惯与人生态度也都是在严格的管束中养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著名教育家康德对此早有透彻的认识，他在《论教育》一书中写道：“管束是防止人类为动物的冲动所支配而不能达于‘做人’的目的的，人的目的是‘做人’”，“管束一定要禁止他做野蛮危险的事情……他的作用是抵抗人类自然有的野性……野性是不受规则约束的，管束便使人服从人类的规则，使其感受到一种制裁。”“人必须早早的受理性的指挥，因为一个人为其幼年时让他任意胡为，无所制抑，终身是有一种不服从规则的性情的，这种情形与他们自己不好”。康德之所以重视对儿童的行为习惯通过禁止、劝阻、制裁等限制手段进行培养，主要出发点还是着眼于根据儿童的认识水平，进行养正教育，“防止侵越人性”。
教育家蒙台梭利说：“孩子的自由……就其行为方式而言，应具有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良好教养。因此，只要孩子冒犯或干扰他人，有不礼貌或粗野行为，就应该加以制止。”教育及其效果应当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力量和手段，而恶劣的教育很难被指望在当时和以后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控制效应。当学校放弃惩戒、家庭弱化管束的时候，那些“不曾受过管束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做的”。
6、生活实践教育。《弟子规》倡导“行先知后”、“解行相应”，且特别看重的是“行”，而不是“思”“学”“言”“知”，非常重视儿童生活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这说明一个人不会“做事”，也就不会“做人”。《弟子规》主要关心的并不是用文化知识和特定的技艺去“武装”子弟，而是让他们更广泛地参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家庭内外的事务和人际互动中训育执行力，使“做人”的目的在“做事”中逐步实现。家庭是生活的场所，在家庭生活中随着儿童生活实践能力的培育和生活适应能力的提高，他们的道德认知、思想、性格、特点、兴趣等将会不断成熟和发展。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教育思想家卢梭的名言：“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口训而在于实行”。不正是表达了对儿童进行生活实践能力培养的关注吗?
《弟子规》又讲，“但力行，不学文，任已见，昧理真”。说明并非一味地看重“行”的作用而忽视“学文”。其实，培养生活实践能力的同时也须兼顾到文化知识的学习，否则，就会割裂“行”“知”，使事与理不能贯通。而不求真理，不明道理，固执已见，则容易迷失方向。
7、安全教育。《弟子规》文小体大，述细思精，包含有一定的安全教育思想。“宽转弯，勿触梭”，“斗闹场，绝勿近”，强调安全意识，要求儿童远离危险处境，远离打架闹事场面，避免自伤性他伤性事件发生。“邪僻事，绝勿问”，这是要求儿童对不正当的事不要打问探听，避免感染邪恶，受邪思邪见侵袭，这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所说“应让少年对一切恶劣的事物保持陌生”何其相似!“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意思是，宣扬别人的恶行，也是一种恶行;憎恨过了头就可能会引起祸端。《弟子规》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的未成年人，他们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都非常微弱，若宣扬一些人(尤其是成年人)的过恶乃至违法犯罪行为不利于自己的人身安全，甚至会惹祸上身。“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要求儿童对待他人要柔和宽容，谦让待人，尊重他人，与人为善，谨慎做人，学会明哲保身。
8、礼仪教育。礼仪是人们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确立的应该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礼仪，并且以风俗、习惯、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对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思想水平、美好心灵、文化修养、整体素质、交际能力的自然外露，也是一个人学习、生活、健康成长的根基。《论语》说：“不学礼，无以立”，说明礼仪是人们安身立命、完善人格、成就人生的前提条件。礼仪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道德风尚、民众教养乃至国运盛衰的重要标志。《荀子》中写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者，人道之极也”。《左传》又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可见中国古代把礼仪教育是放在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的(这一点在世界文明史中极为突出，这也就是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的最大根据)。《弟子规》是一本礼仪大全，其中对儿童应遵循的礼仪随处可见，在其仪表仪容、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诸多方面都有要求，且非常细密周全。如“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冠必正，纽必结，祙与履，俱紧切”。“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
礼仪教育的巨大作用被约翰·洛克所认识，“礼仪的目的和作用本来就是使天生强硬的变柔顺，使人们的气质变温和，多为别人着想，使人与人相处得融洽”。他在《教育漫话》中继续写到：“凡是懂得如何使对方感到舒服，而又不会自贬身价、显得卑躬屈膝的人，就是明白了处世的真谛，处处会受到欢迎和尊重，所以礼貌是儿童和青年必须养成习惯的头等大事”。
人们生活的现实是由个人和环境组合而成，要使社会生活和谐有序，就必须确认尊卑等级关系，确定一个人的“伦理执行界面”，按“礼”为人行事，俾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安本份。《弟子规》尊重父母权威，尊重律令秩序，其礼仪教育具体而不抽象，实在而不空洞，非常适合时代需要。
但很不幸，过于单一化、模式化、功利化的现代家庭与学校教育完全忽略了礼仪教育的重要性。当前，国学复兴的浪潮为《弟子规》的推广开启了一线曙光，倡扬《弟子规》作为一种“后启蒙”策略，已经得到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接纳，这无疑是面对反智色彩浓裂厚重的现代教育浊流的一次有力冲击。
9、心理健康教育。一个人有心胸，格局大，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而心胸狭窄、格局小，不能宽容、包涵别人的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心狱之中。《弟子规》不但关注儿童的行为养成，而且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自己有才能，不能只为个人谋利，还要助人为乐利益社会;别人有才能，也不要轻视和诋毁，而应见贤思齐，学习其长处。嫉妒、憎恨、敌意，这是人心的毒瘤，对儿童本人的成长永远是一种威胁，因此，《弟子规》积极主张以平和心代替仇恨心，培育健康心理，“言语忍，忿自泯。”《弟子规》也涉及到学习心理问题，“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认为墨磨偏，写字潦草不工整是学习时心不在焉、思想不集中的表现。如果在学习前学习中克服心理障碍，诚意正心集中注意，这才是做学问的样子。此外，“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己”是《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义异构语，提倡遇事进行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和畅人际关系。
10、责任心教育。在家庭内，每个人既为人儿女又会为人父母，父母所负的责任和子女所负的责任如果是高度一致的，则会造成家庭功能有序、充分的发挥。家庭是只讲责任、义务、付出、奉献和感恩的地方，在家庭内一旦培养起一个孩子的责任心，他才会有担当，他的高度的责任感就会很自然地适时地移向对待他人和社会。批判性地思考教育现状，不难发现，这些年来，家庭、学校、社会对青少年儿童的责任心教育作了边缘化处理，结果导致人们大都缺乏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许多家庭及社会越来越陷入混乱，进而趋向瓦解。
在教育问题上，不管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和方向，我们首先要澄清这个时代最缺失的是什么。不是危言耸听，一些所缺失的东西(如责任心)的重要性往往与民族的兴衰存亡气脉相连。
若要扭转由于普遍的责任心缺失而造成的社会颓势，我们必须重新铸就经得起检验的教育信念，重新认定并确立教育的主流价值，这个主流价值之一便是《弟子规》所高度重视的“责任心教育”。在《弟子规》中，关于培养儿童责任心的语句俯拾即是：“亲所好，力为具”强调了子女有给父母提供一切资生物品用具的责任;“亲有过，谏使更”，强调了子女有帮助父母改正错误的责任;“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强调了子女要悉心照料生病长辈，尽责尽孝;“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自己没有看清事情的真相，就不要随便乱说;对事情没有确切的了解就不要轻易传言，避免散布谣言，无事生非，造成混乱，这是对公众社会负责。“善相劝，德皆建。”兄弟姐妹友伴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勉励，一起建立美好的品德，共同前进。强调要对他人的成长进步负责，也要对自己的道德进步负责。伟大的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对责任的认识是：“有无责任心，将决定生活、家庭、工作、学习成功和失败。这(责任心)在人与人的所有关系中也无所不及。”一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责任，责任的一些内容与时俱变，但责任感当持续存在。那些对家庭、生活、工作、学习、事业没有尽到责任乃至不负责任人的人将为社会所轻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将生命跟崇高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人就会创造出不朽的业绩。
《弟子规》包含着一种“大德育”思想，以上十个方面只是择其要者加以分析概括。除此，还有许多教育元素也值得归纳，如“价值观教育”，美丑、是非、善恶、好坏的分辨在《弟子规》中非常被看重(“年方少，勿饮酒，饭酒醉，最为丑。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能亲仁，无限好”，“不亲仁，无限害。”)如“中庸教育”(“过不规，道两亏”，“扬人恶，即是恶。”)赞成“规过”，反对“扬恶”，把握分寸，不走极端，符合中庸。如“气节教育”，教育儿童“勿谄富”，当然“勿谄贵”也就不言自明了。如“赏识教育”(“道人善，即是善;人思之，愈思勉”。)如“感恩教育”(“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如“节俭教育”(“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防止儿童追逐时尚、盲目攀比斗富，产生虚荣心理与不平衡心理。如“卫生习惯教育”(“便溺回，辄净手。”“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如“学习方法教育”(“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
此外，《弟子规》的教育还涉及到语言的文明与艺术、交友的方法与原则、谦虚严谨、发愤立志等方面。
《弟子规》所提倡的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教育，这种教育在吃、穿、住、用、行各个方面均可落实，要求儿童懂规矩、守规矩是这一教育观的主旨。《弟子规》提供给孩子认识自己和社会所需的各种生活界面，使孩子更容易在挫折中成长，在风雨冷暖、人情世故中修身养性。可以确信，接受了《弟子规》教育的人即使没有接受当代学校知识教育，他依旧能够成长为一个快乐幸福且对社会有益的人。
《弟子规》最显著地突出了“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与技能;先成人后成才”的教育思想。其基本理念是：贵“德”“行”培育，在“做人”与“做事”二者的统一中养成优良人格;以德统行，德在知先，行胜于言，以道德修为品格完善行为养正为首要任务，学习书本知识次之。道德占据着生命与灵魂的制高点，教育的根本在于德行。亚里士多德说：“专门追求有用，不能形成高尚自由之心灵。”道德的教育在青少年儿童心里扎稳了根，他们就具备了分辨善恶的能力，就会有大致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遇到一些染污心志的事物就会有免疫力，从而远离它们并把有限的时间、精力投入正途，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便不需要父母操心。事实上，大部分人的一生只在做着两件事：做人与做事。比起做人与做事，做学问位居其次。学会做人做事，才有可能做一些学问;放弃了做人做事，只去做学问是不会做出大学问也不会有大出息的。反观现代教育现实，有那么多“高分劣德”、“高分劣行”、“高分低能”者充斥于世，可见，修正不合时宜的教育制度已刻不容缓!
约翰·洛克就十分强调实践对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由做事而会做人”“先道德而后知识”的思维。他认为，优良的品质优于智力培养，教育应培养“有德行、有用、能干的人才。”这与《弟子规》的教育理路如出一辙。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学家、政治家韩愈在他的那篇著名论文《师说》中，早就申述了同样的观点：“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通过对教师职业角色“传道”(传播做人的道理)、“授业”(教授文化知识)的先后定位来安排教育教学的主次。“传道”先于“授业”，德育先于智育，成人在先成才在后。这与《弟子规》的教育方针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弟子规》倡导以圣贤为师，亲近有仁德的人(“能亲仁，无限好”)，以经典为友(“非圣书，屏勿视”)，学仁德大道。由“孝”至“贤”，进而成就一个“仁者”、“智者”、“贤者”，最后朝向“圣者”的目标迈进(“圣与贤，可驯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鼓舞与向往的目标!于此，我们能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与教育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及其信徒的学说中找到回应。托马斯主义者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一个不断使人类心灵得到升华的永不完结的过程。如果剔除了托马斯主义者教育思想中的神学因子，我们将看不出《弟子规》教育目标与之的区别。
审视当代教育体制，不难看出，现今的教育从骨子里洋溢着一种“伪教育”形态，泛滥着扭曲化、愚昧化、功利化、极端世俗化的倾向，完全丢失了教育应有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品性，远远地背离了“以德为根，以人为本”的教育方向。教师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盲从——最后发现付出代价后有时达到的竟是别人的目的。教材及辅导资料的配置是一条若隐若现的龌龊的利益链条运作的结果。智育、技能教学为先，忽视德育的荒谬做法使我们的学生纯粹成为容纳知识的器皿，教育不再是一种人生塑造而蜕变为一种“填充”和单一模式化生产，结果并没有当然也不会促进人的所有能力和气质的展开，也没有促进人格的发展与完善，更没有促进人性的实现与超越，进而也无助于社会的改良与文明的进步。这种教育使现在的学生更加重视那些与理想主义生活相反的事实材料，更加重视跟文化传统与永恒价值相对立的事物。教育的任务是使人以永恒的真理为生活指导，否则在这个瞬息万变、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没有精神只剩躯壳的人会犹如水上浮萍，只能随波逐流。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人”继而“成才”。“成人”的精髓在于“求善”，“成才”的精髓在于“求真”。苏格拉底说：“美德是由教育来的。”不难想象，抛却了“善”与“真”的教育该是何等窘迫!据实而论，现在的教育基本上属于一种“败坏了的启蒙”，这样的教育与《弟子规》“美好精神铸造”的教育无法对话也无法媲美。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如果人为地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矗立一条硬性边界，这意味着与一种已被历史证明是非常奏效的教育模式失之交臂，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一种强大的育人的思想力量和方式方法。如果弃传统如敝屣，盲目地抵制传统教育思想的价值观念，在事关受教育者未来的问题上抱持一种极端偏颇的态度，我们将与教育本真形态的距离愈来愈远，企望社会的真正进步将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乌托邦狂想。
学者章小亮、李世宏在《中国家庭教育》2007年第2期撰文指出：“传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尤为值得赞赏的.......所以，在当今家庭教育中，父母给孩子的教育，不能少了传统的色彩。用民族的精神来感染下一代，用传统的经典来教化孩子。这样培养出来的便是明日保有传统精华的继承者。”由于当今教育的总体价值叛逆了传统以人为根、以德为根、行先知后的价值观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效应，所以人们对于传统教育在当今教育事业中应扮演的角色还是有所期待的，然而人们的期待与期待实现之间还横亘着许多阻碍。虽然家长和教师面对着许多教育问题，但流行的教育价值观是忽视并排拒《弟子规》的作用与意义的。价值论的学习涉及行为的正当与荒谬，并可以帮助人们形成一套生活所赖以为继的价值观念，虽然《弟子规》为价值论的学习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可是在这样一个知识、专业、技术、物质需求受到如此推崇的时代，人们冷落《弟子规》是顺理成章却也是缺乏远见的。“保卫古典教育，复兴传统文化，追寻圣贤足迹，挽救世道人心”这一日渐高涨的呼声尚需得到普遍而强烈的响应。
在一个家庭内，《弟子规》是实行家庭教育的重要材料。虽说《弟子规》所涉及的个别教育情境在当前的社会中已不可能复现，但其精神实质并未过时仍可传承，只不过必须要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已。如“骑下马，乘下车”何尝不可以转化并理解为“骑自行车路遇长辈”的情境?“待婢仆，身贵端”何尝不可以转化理解为“对待家政服务员、保姆阿姨”的情境?“长者先，幼者后”在下楼梯或进旋转门时又何尝不能转化为“幼者先，长者后”，幼者在前搀扶帮助长者并为引导的情境?台湾学者林毓生热情提倡“对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但要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对传统思想深入了解，并把它与我们自己思想的特性及我们遭遇到的实际问题客观情境相互比照。林毓生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套活泼、创造性的思想，我们是很难了解另外一套不同思想的;我们甚至连那一套不同思想的特性都看不出来。”《弟子规》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字字药石，言言龟鉴，经过具有创造性的诠释、转化后，现代教育思想便可有望实现与它的对接。
《弟子规》也是亲职教育(家长自己教育自己)的绝好教材。
长期以来，由于受凝固僵化的非白即黑、二元对峙的思维模式影响，我们对传统文化经常从实用主义角度企图做出“精华”与“糟粕”的区分，结果因价值取向混乱与标准不一导致人们对“精华”与“糟粕”的判别往往大相径庭、莫衷一是。如果我们放弃或稍微超越一下这一思维习惯或心理定势，我们将会发现，思维模式的突破所带来的是拓展了的视野、更加深邃的眼光和更包容的心态，漠视传统、轻蔑先贤、遗忘历史的愚昧做法、长夜悲剧也必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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