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仕隐情怀

时间：2020-11-17 17:27:20 范仲淹我要投稿

范仲淹的仕隐情怀

　　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外显，范仲淹的诗作真实地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赤诚之心，也揭示出他遭贬后“仕”与“隐”的矛盾心理，是获得对范仲淹精神世界全面了解的重要材料。下面我们为你带来范仲淹的仕隐情怀，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范仲淹的仕隐情怀

　　范仲淹一生著述颇丰，在诗、文、词方面皆有建树，特别是其《岳阳楼记》和仅存的五首词历来备受瞩目，传播遐迩。而其诗歌虽多达三百多首，却鲜有人关注。诸葛忆兵说：“范仲淹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体……这些作品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范仲淹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生活爱好、文学观念、审美情趣等多方面情况……诗歌能够更恰如其分地从文学的角度表现范仲淹的精彩人生。”①笔者认为，此言颇为中肯。诗歌全面展现了范仲淹丰富的内心世界，不仅揭示出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与身处逆境仍不计个人得失、昂扬奋进的儒家进取精神，也体现了他内心对尘嚣远避、宁静平和的理想精神家园的向往。

　　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治国思想的影响，亲仁爱民、忧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在范仲淹诗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组诗《四民诗》可谓突出代表，体现出诗人对人民生存状态的强烈关注。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士民是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然而当时却“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士风日下的局面引起诗人的极大忧虑，所以他在诗中大声疾呼：“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农民历来是国家的根本，但由于统治者实施残酷的税收政策,农民也丧失了唐虞三代国俗俭淳、百姓富足的生存状态，太平年间尚难安然度日，何况灾荒年月!《农》诗末尾虽云“神农与后稷，有灵应为泣”，实际体现的正是诗人对农民的深深忧虑。《工》诗明写工匠，实则批评了权贵佛老穷工极巧、竞造甲地的奢靡之风，指出他们是“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这种激化社会矛盾的做法实在堪忧。商人收售转运货物，上利国家，下利万民，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把社会腐败、弄虚作假等罪名加诸商民，导致“君子耻为邻”，这引发了诗人的强烈同情，所以他在诗中为商民申诉：“吾商苦悲辛”，“吾商则何罪”。《四民诗》揭示出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百姓遭遇的不幸，充溢着诗人对百姓的真挚关切和同情，集中体现了范仲淹强烈的忧患意识。

　　出于对百姓的关爱和儒者的社会责任感，范仲淹始终保持着忠直守正、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在《谢黄太博见示文集》中，他就强调臣子必须努力效仿前代圣贤――周公、召公，讽谏帝王得失而不考虑个人宠辱,并以“松桂有嘉色，不与众芳期。金石有正声，讵将群响随。君子著雅言，以道不以时”来表明他与世俗的抗争及其不随波逐流的处世态度和对高洁理想、操守的坚持。在《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中诗人再次强调，为了君主流芳百世，百姓安居乐业，即便“肝竭喉无浆”，依然要直言进谏，矢志不渝。在《和谢希深学士见寄》中，他也说自己是“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可见其执著与坚定。除直抒胸臆外，范仲淹还常以一些具有特殊文化意蕴的'意象如“松”、 “明月”、“清风”等来抒发自己的志向和品格。其《君子树》直赞松树“雅为君子材”，认为其虽无桃李的艳丽姿色和兰菊的沁人馨香，却自然有“正色”、“清德”，其可贵之处在于面对严寒打击，在“万木怨摇落”时依然能“独如春山碧”，“有声若江河，有心若金璧”，傲然挺立，卓然不变。显然松树是诗人理想人格的象征，其忠贞坚定的品德引起了诗人的共鸣，所以在诗人看来，松树是“俨可爱”(《岁寒堂》)，要“定为邻”(《送真元二上人归吴中》)。据笔者统计，在范仲淹诗作出现的“明月”，多达88处，如《和怀长吉湖居五题・风笛》：“一声裂云去，明月生精神。”《览秀亭诗》：“开樽揖明月，席上皆应刘。”《江城对月》：“多情是明月，相逐过江来”等等。诗人喜爱“明月”的原因，据《明月谣》可窥见。诗中，诗人深情地描绘明月说：“一夕增一分，堂堂有余辉。不掩五星耀，不碍浮云飞。徘徊河汉间，秀色若可餐。”在诗人看来，明月是那么无私，把光辉洒向大地而不求回报，又是那么谦逊，虽光华悦人却不遮掩群星的光辉，不阻碍浮云的飞翔。这种品格正是诗人欣赏推崇、一生践行的，所以明月成了可与诗人相伴的知音。古人认为“清风”喻示正气，故范仲淹对“清风”也体现出特殊的情感，如《寄题孙氏碧鲜亭》：“清风乃故人，徘徊过此君。”《寄欧静秀才》：“赖有南轩竹，清风慰寂寥。”《送邢昂处士南游》：“东南赖有林君复，万里清风去不孤。”清风都以朋友、故人的身份出现，给人带来慰藉。总之，松树、明月、清风都是高洁、正直的象征，诗人在作品中大量使用这些意象，更有助于抒发其内心炽热的忧国忧民情感，也充分展示了范仲淹仕途生涯中一贯秉持的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用世精神。

　　范仲淹一生矢志忠信，为摒除积弊直言进谏，努力推行庆历新政，却因与皇帝、权相意见相左，妨碍了公卿大臣们的切身利益而三次遭贬。波澜起伏的仕途生涯自然会引起范仲淹的心理变化，也使其诗作出现了一种对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的向往。如《诸暨道中作》：“林下提壶招客醉，溪边杜宇劝人归。可怜白酒青山在，不醉不归多少非。”杜宇，古蜀王，相传死后化为杜鹃鸟，其叫声凄厉哀绝。诗人以杜鹃鸟劝归尽显其内心之伤感，以白酒、青山做召唤显示其对归隐之向往。再如《越上闻子规》，诗人直言“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题翠峰院》：“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诗人以家族的隐居传统来表达自己归隐的意绪。《和僧长吉湖居五题・湖山》中他又说：“湖山满清气，赏心甲吴越。晴岚起片云，晚水连初月。渔父得意归，歌诗等闲发。”在诗中，诗人总是极力表现山林的宁静、清纯和美好，仿佛是受山林之美的吸引而醉心归隐，实际上，诗人向往隐居完全是出于政治的打击。《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中诗人就借江城一个贫老士卒的人生遭遇抒发了自己向往归隐的原因，他说：“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执?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幽求功业开元盛，亦作流人过梅岭。……西都尚有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看似洒脱，实则满纸心酸，以古人际遇暗示出屡遭贬谪，忧怀天下之志无从施展给诗人带来的心灵重压和惆怅遗憾。在贬谪过程中，他只能借山林来获得精神的解脱，隐居实际成为诗人治疗内心伤痛的灵药。但这剂灵药虽能缓和精神的苦痛，却不能化解其执著的用世之志，诗人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向往山林，希望过悠闲自在的生活，获得精神的宁静;另一方面又心系大众，渴望重回朝堂，有所作为。这种矛盾心理透过其《鹦鹉》一诗可以窥见：

　　堂上每云云，金笼久受恩。思山诚有意，对主忍无言。

　　性比孤鸾洁，声殊百舌繁。云林如一去，应喜谢朱门。

　　鹦鹉既思念山林，又不忍离弃旧主，显然是诗人的化身。虽然诗人说“云林如一去，应喜谢朱门”，但实际上，他内心深处矛盾斗争的结果还是积极进取、为国为民的思想占上风。在《依韵酬吴春卿两首・鹤》中，诗人就以一只孤独的病鹤象征贬谪中的自己，以鹤“九皋非晚见精神”表明自己即使遭受再长时间贬谪，依然会保持昂扬振奋的精神状态。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刚直不阿、自强不息，在生前故后得到了一致赞誉，王安石《祭范颍州仲淹文》称其是“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②。富弼认为其“为天下贤”③，故前人研究多专注于此，这虽使范仲淹的形象日趋高大，却不免单一平板，有“神化”之嫌。倒是上述诉隐逸之情的小诗，清晰地告诉后人范仲淹贬谪过程中也曾有过由力求超脱――矛盾徘徊――坚定执著的心路历程，更能还原一个真实自然、内心丰富的范仲淹，更能使人与之产生共鸣。

　　目前范仲淹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笔者认为，对其开展研究应立足于“人性”，“人性”是多面的，范仲淹的内心也应是丰富的。作为后人开启范仲淹心灵世界的神奇钥匙，诗歌既展现了他对关注现实、昂扬进取的儒家思想的坚守，也抒发了他遭贬后向往隐居，寻求精神解脱的努力，其中特别是他对“仕”与“隐”的思考和抉择更能使这位久已远逝、载誉无限的诗人变得真切而鲜活，因此，应对范仲淹的诗歌予以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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