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中“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

时间：2023-12-25 10:00:39 晓丽李商隐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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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诗歌中“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看到过许多经典的诗歌吧，不同的诗歌，其语言艺术所表现的语言风格、特点、技巧各不相同。那么什么样的诗歌才更具感染力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李商隐诗歌中“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李商隐诗歌中“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

　　李商隐诗歌中“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

　　清代吴乔在《西昆发微序》中说：“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义山始虽取法少陵，而晚能规模屈、宋，优柔敦厚，为此道之琼花琦草。”高度赞扬了义山能在“取法”前人的基础上，“自辟宇宙”。又云“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甚至把其看做李白杜甫之后能自成一家的惟一。由此可见，李商隐的诗歌一定有其独特不凡之处。所以本文就想要通过分析李商隐诗歌中的“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来体现其诗作中不同凡俗的体悟与见解，从而探究出他“自成一家”的魅力。

　　一、未必圆时即有情

　　自古以来有许多“咏月”名家，而义山诗中的月亮意象却是极其独特的。虽然同是面对着亘古不变的同一轮明月，诗人却能不从俗流，获得独杼心机的体悟与见解，在历史浩瀚诗海中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自古以来，传统观念中总是认为月亮初生之时是缺损的，从而令人生出无限的怅然与惋惜。仰望天际的人们总盼着月儿圆满，认为月圆即意喻着团圆美好，吉祥如意。然而当常人皆盼月圆之时，李商隐却独独唱出了反调，其《月》一诗中吟：“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2]P196在诗中，诗人认为即使缺月也不必太过惆怅，因为月亮即使圆了也不一定就是美好的、有情的，更有一层深沉意味，暗指人间的团圆相聚就如这圆月未必美好一样，也未必是人人有情的，于是使人惆怅更深。义山的观点，显然与常说的“花好月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以一种“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挑战了人们观念中月亮的经典含义。

　　对于传说中的月中仙子嫦娥，诗人也有其独特的看法。一般而言，嫦娥在常人眼中为美貌女子，美丽不可方物，气质高雅出尘。但是在《燕台四首冬》中，诗人却提出了大胆的质疑：“浪乘画舸忆蟾蜍，月娥未必婵娟子。”诗人的一句“未必”便将自己的怀疑尽数道出，认为嫦娥不见得一定貌美，也间接隐喻了世俗的盲目信仰。

　　当然这些独特的见解并非轻易得之，与诗人坎坷压抑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联系。在诗人人生早期，他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来又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了他，也因此使他遭到了牛党的排斥。这段婚姻为李商隐一生的抑郁不得志埋下了伏笔，他一生都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当幕僚，潦倒终身。仕途上的压抑使得诗人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现实中的他位卑权低，即使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亦不会得到太大的关注。于是诗人便在自己的诗作中大胆怀疑，大胆议论，将自己的满腔才华付诸于诗歌的字里行间。

　　二、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的诗歌中有许多的咏史诗，其中可体现其“反弹琵琶”精神的亮点多在诗人的善于逆用典故中。

　　《贾生》一诗便是极好的例证，诗中言：“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此典故原出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对于贾生为梁怀王太傅之事，历来文人皆言贾生得遇，而诗人则另辟蹊径，独具慧眼，通过孝文帝与贾谊夜对宣室这一貌似君臣和谐的小细节，点出了贾生看似得遇实则不遇的本质。夜对宣室，汉文帝征见贾谊不问百姓，不问家国，只谈鬼神，正是贾生可以安邦治国的大才不遇甚至遭到冷遇的侧面体现。李商隐全诗运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先说文帝求贤若渴，从“求访”到“夜半虚前席”，在故作赞扬的反衬之下，在“问”与“不问”的对比之中，辛辣地嘲讽了孝文帝求贤若渴的徒有虚名。这短短两句，已含有了诗人对帝王不关心民生国情，不识贤任能的深刻讽刺与批判。诗人明写汉朝而着眼点更在于托古讽今，笔锋所向，却是唐代的社会现实。唐代帝王也如汉文帝一般，貌似求贤若渴，开明睿智，实质却闭目塞听，昏聩无能。他们不致力于国家大事，却想着求得鬼神的保佑，长生不老，因而频繁求仙访道、采药炼丹，诗人通过诗歌巧妙地讽古谕今，借助史事对现实作了深刻的讽刺与批判。在另一方面，诗人也借汉代贾谊的遭遇，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之情。

　　在此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商隐的观念中，臣子是否得遇并不在于是否有个人升迁奖赏方面的恩宠，而在于君王能否采纳该大臣在国政大略方面的正确主张，这种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体现出诗人的政治见解自有其超凡脱俗之处，这无疑也是诗人不同于常俗的独创之处。

　　三、不及卢家有莫愁

　　在男女情感方面，李商隐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在他的眼中，男女情爱更多地关乎于个体价值和幸福，而超脱了传统观念中总把男女情感与世俗政治相联系的成规。

　　在对待李杨爱情的态度上，李商隐就有着敢于“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自古以来，亡国之祸的背后总是要牵出一个女人来当替罪羊，承担世俗的骂名，而文人们也都历来津津乐道于“红颜祸水论”。唐人咏马嵬之变的诗很多，在艺术上虽然各有特色，但思想倾向上看，其中的大多数是把罪责归为杨贵妃，从而为唐玄宗辩护，如杜牧有诗云：“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将过错推给了杨贵妃。

　　而李商隐对于这一段历史，却并没有成为一个封建卫道士来大谈女人祸水论，也没有从政治的高度来进行批判，他更加关注的是其中的人物命运，令人感到一丝人道主义的温暖。李商隐将他的视角转向了一直在幕后的唐玄宗，尖锐地提出，帝王既有“四纪为天子”的尊贵，为何还会有“不及卢家有莫愁”的尴尬?作为一个大唐天子，四十多年的皇上，曾经在长生殿与杨妃密誓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坚贞爱情在遭遇“六军不发”突变情势下便不堪一击。唐玄宗将杨贵妃“赐死马嵬坡”，以牺牲贵妃来保全自己，这不能不让人对其“爱情”产生质疑。为什么一个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还不如普通百姓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呢?这样冷峻的诘问，无疑是对“皇帝的爱情”的蔑视与否定，直指要害，一针见血，指责玄宗不仅是作为一个皇帝，即使作为一个男人，也是一个虚伪自私、懦弱无能的丈夫。尾联的质问讽刺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爱情的虚无和不可靠，更嘲讽了李隆基身为天子无法保全宠妃的无能以及叹息杨贵妃一生荣宠却惨死马嵬坡的悲惨命运，这些质疑已经超越了世俗政治的批判，推翻了恩宠圣眷的至高性，从而更深层次地指向了人性以及个体价值和幸福的追寻。这样的质疑，放在那个帝王为尊的封建社会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而诗人自身也是言行一致，虽然他与王氏的婚姻为他的仕途带来不幸，使得他终生未能施展抱负，但他与夫人王氏却相当恩爱。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诗人将男女情感独立于政治的不凡见地，并且敢于以身证道。

　　另外，在男女情感方面的宫怨题材上，传统的诗作常常是怨而不怒的，虽感叹帝王薄幸，红颜易老，却无论如何感叹，亦不过是同情，而未曾质疑宫人以青春待圣宠的行为是否值得。而李商隐在《槿花》诗中则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清醒和自我珍重：“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李商隐认为这些宫人不值得，红颜青春比君恩更为珍贵，以青春待君恩，是对自我幸福的放逐。

　　综上所述，李商隐诗中“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已得到很好的体现。在那个时代，诗人敢于并善于提出创造性的见解，挑战传统观念，独出机杼，不愧为晚唐别开生面、自成一家的诗歌大家。

　　李商隐诗歌中的“反弹琵琶”独创精神

　　在浩瀚的诗歌海洋中，李商隐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考独树一帜。他的诗歌不仅反映了唐代晚期的社会风貌，更展现了他个人对于生活、情感和哲理的深入探索。其中，“反弹琵琶”这一独创性的艺术手法，更是李商隐诗歌中的一大亮点。

　　“反弹琵琶”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或者修辞技巧，而是一种深度的艺术创新和哲学思考。在传统的诗歌中，形象和意义往往是直接的，明确的。但在李商隐的诗歌中，他经常采用“反弹琵琶”的手法，打破这种直接性，通过反向的、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例如，在《锦瑟》一诗中，李商隐并未直接描述自己的悲伤和痛苦，而是通过描绘一曲凄美的琴声，用“反弹琵琶”的方式暗示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无奈。这样的表达方式，既让读者感到新奇，又引导他们深入思考诗人所要传达的真正意义。

　　此外，“反弹琵琶”还体现了李商隐对于生活和世界的独特见解。他并不满足于常规的、表面的理解，而是追求更深层次、更本质的真理。他敢于挑战传统，敢于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事物，敢于将自己的思考和感受以非常规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种独创精神，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诗歌技巧上，更体现在他的思想和精神上。李商隐用“反弹琵琶”的手法告诉我们，生活并非总是直来直去，有时候需要我们换个角度，有时候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有时候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和创新。

　　总的来说，李商隐诗歌中的“反弹琵琶”独创精神是一种深度创新和独立思考的体现。它挑战了传统的诗歌表达方式，引领读者进入更广阔的思考空间。这种精神，不仅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和思考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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