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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诗歌研究

秦观 时间:2017-06-17 我要投稿
秦观诗歌研究

  实际上,秦观诗文在北宋时期颇负盛名,尤其是秦诗比起其词作来不仅题材和内容方面更为开阔,其艺术表现也体现了不同于同时代诗人诗作的特点。

秦观诗歌研究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新党重新上台,开始打压旧党,北宋朝廷党争再次兴起。苏轼在党争中败落,被贬到惠州,而时任国史院编修的秦观,因为和苏轼交游唱和甚多,因而被认为是“影附苏轼”,坐党籍,出为杭州通判。四月,又因监察御史刘拯的告他增损神宗实录,道贬处州监酒税。绍圣三年春,因两浙运使胡宗哲罗织罪名,秦观被削秩徙郴州。绍圣四年春二月,秦观奉诏编管横州。元符元年夏四月,自郴州移永州。九月,自横州谪雷州。元符三年二月,奉诏移英州,行至滕州光华亭,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二岁。也就是说,从公元1094年被贬到1100年在滕州去世期间,秦观“七年投炎荒,日与山鬼邻”,一路被贬,直到当时最蛮荒的地方——雷州半岛,与被贬琼州的苏轼隔海相望,这段时期被称为秦观的贬谪时期。

  中国古代的官员贬谪都是从政治中心往地处偏僻的蛮荒之地贬,秦观亦复如是。但虽然谪居生活落魄了点,旅途生活劳苦了点,贬谪时期的秦观在文学领域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诗歌领域,后人对他这一时期诗歌作品的看法和评价与对他之前的作品迥然不同。对于被贬之前的作品,后人主要注重其中所表现出的婉约清丽的特点,早在秦观在世之时就已经有这种倾向,例如在元祐七年,秦观写了《西城宴集》诗,苏轼就从其中摘出“簾幕千家锦绣垂”一句,讥之为小石调,小石调就是旖旎靡靡之音;王安石在给苏轼的信中也说秦观的诗“清新妩丽,鲍谢似之”。到了南宋,敖陶孙在《臞翁诗评》中批评道“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此类评论中间影响最大的还是元好问在《论诗绝句》第二十四首说的“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此说法在几百年间口耳相传,遂成定论。在论及后期的作品时,婉约清丽自然少不了,但论者从中看出了一个与之前脂粉气十足不同的秦观,或者说看到了秦观性格中严重高古沉郁豪放的一面,而这一性格也很好地反映在其作品之中,吕本中在《吕氏童蒙诗训》中评论到“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与旧作不同”,朱绍昌在《舟泊海棠桥怀秦太虚》中说他此时“谪客新词有古风”,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谈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论表面上看只适用于词,但联想到秦观的主要作品是词因而评论家可能以词来代替整个文学创作,另外评论家认为秦观“诗似小词”,因而也基本上用词的观点去看诗,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论断加在诗歌之上。无论是“严重高古”、“有古风”,还是词才词心之论,都说明了一个事实:秦观贬谪时期的诗歌与前期确有不同——后期作品在继承和发展了一贯的淡雅清丽和凄凉酸楚的基础上,更是形成了一种秦观特有的高古豪放,正是这种凄凉和豪放的交织,构成了秦观贬谪时期诗歌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奠定了其贬谪时期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的目的,就是深入说明秦观此时期诗歌作品中凄凉酸楚特点,并详细阐述其中高古豪放超然万物的情怀,以期证明秦观在后期诗歌作品确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变,而且这些作品才是秦观成熟的作品。

  (一)

  荒山一夜雨吹风——凄凉酸楚。

  细数起来,秦观贬谪期间真正居住过的地方,只有处州、郴州、横州和雷州四处。在这些地方中,处州至今仍是山环水绕,在那时交通就更不便捷。郴州和横州,自古属于巴楚,山深林密,地湿瘴重,几百年的刘禹锡就无奈的喊出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可见环境之险恶。至于雷州,当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民俗迥异,“骆越风俗殊,有疾皆勿药”,“旧传日南郡,野女出成群”。贬谪至上述地区的痛苦难忘的经历,使得秦观的诗歌中有一种凄苦的氛围。但这些地域因素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秦观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更在于他能把这些难以言传的私密的更是无形的感受吟诵成一首首可以具体把捉体会的诗歌。另外,这也与秦观多情敏感的性格有关,他敏感孱弱的性格总是能更加深入体会生活中的悲欢喜乐,但同时也更容易沉浸在坎坷命运带来的悲观之中。地理环境之险恶、文学修养之高超和性格气质之纤弱三者相互作用,构成了秦观贬谪诗歌中体现出的凄凉酸楚之特点的原动力。

  秦观作为一个婉约派的文人,匠心独运,在诗歌中塑造凄凉酸楚的方法很多,总结起来大致有回忆式和情景式两种,下面我分别举例来说明这两种方式。所谓回忆式的凄凉酸楚,就是诗人在时乖运蹇的时候,回忆起先前得意时所拥有的一切,例如官位、名声和朋友,再回首看看一无所有的、被命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现在,一种昨是今非人去楼空的感觉油然而生,通过这两种有着天壤之别的环境的对比,使人心中产生无限的悲凉。

  秦观,正如冯煦在《蒿庵论词》中说的一样,是“古之伤心人也”,他一直官运不顺,在三十七岁以前,虽然也多次应举,但都没有成功,基本上过着一种时而探古览胜,时而杜门念书的生活。在元丰八年才考中进士,授蔡州教授,终于入仕。苏轼于元祐二年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但为忌者所中,直到元祐五年才再次被召回京师,除太学博士,做着校对书籍的工作。虽然官不大,但足以糊口,重要的是在京师可以接触到皇帝,可以在朝堂之上议论国家大事,更有机会和当时最富盛名的文人学士例如苏轼等交游唱和切磋词艺。在京的三年,是秦观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因为他得到了中国传统文人一生追求的两样东西:官位和朋友——官位以糊口,进而报效家国之养;朋友以娱情,进而得天地之乐。但这一切在贬谪时期都灰飞烟灭,不仅官位丢了,而且一个个朋友因为党争,贬的贬,亡的亡。在贬谪的路途上,只有秦观一人,伴随他的有影子和孤独的心,因此秦观时常回忆起以前的生活场景,在赴杭州任职的途中,“莫笑杭州别驾村,昔曾柱下数承恩”(《送酒与泗州太守张朝请》),一个现在看上去村夫模样的人,却是原先在朝廷中供职的京官,先前之身居高位,现在之落寞凄凉,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一种震撼。另一首《赴杭倅至汴上作》中表现出的凄凉也和这首相似,“俯仰觚棱十载间,扁舟江海得身闲”,“觚棱”,本指殿堂屋角上的瓦脊形状,由此而衍生出宫阙的意思,秦观在元丰八年中进士到绍圣元年任职朝廷的十年间,是其显达的时期,下半句写被贬之后的闲适日子,但自古官员去位失势,总是有很多“候伺过失”之人对其进行严密监视,以期得到新的罪证,秦观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得到真正的闲适。前为舒坦闲适,后为担惊受怕,两种心里状态的差别也揭示出秦观当时的凄凉酸楚之心境。运用该种手法最为娴熟精彩的当是《春日杂兴》中的第七首和第九首:

  其七:昔我游京室,交通五陵间。主客各英妙,袍马相追攀。千金具饮啜,百金雇吹弹。缨弁罗广席,当头舞交竿。鲜妆耀渌酒,采缬生风澜。灯烛暗夜艾,士女纷相班。欢娱易徂歇,转盼如飞翰。亹亹负孤愿,离离衔永欢。山鸟窥茗饮,檐花笑蔬餐。弃捐勿重陈,事定须盖棺。

  秦观在此运用了夸张的手法,首先极力表现当日为官时的交游之盛和友人之贤,五陵是汉代五个皇帝的陵墓,在其间居住的都是纨绔子弟、达官显贵,此表现出友人地位之高,接下来几句渲染了当时宴会的气氛,主人是钟鸣鼎食之家,挥金如土,大家觥筹交错,伴有轻歌曼舞,狂欢到午夜,但怎奈何“欢娱易徂歇,转盼如飞翰”,一转眼,就人走茶凉,当初的快乐不再,只得在困顿中体验回忆留下的余温。

  其九:桃李用事辰,鲜明夺云绮。繁华一朝去,默默惭杞梓。时徂鹰化鸠,地迁橘为枳独有羡门生,后天犹不死。

  此诗将身世打入诗歌之中,在其中抒写自身的凄凉。首句是秦观对自己为官时期的回忆,当时秦观文名日盛,苏轼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对他的文章和诗词“未尝不极口称赞”,是其“鲜明夺云绮”的时候,但由于时运不济,陷入党争,被贬蛮荒,秦观才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命:优秀的人才也背着命运这个包袱而流落四方,报国无门,忿恨一生;低劣的小人会乘着命运这阵大风而青云直上,祸乱朝政,兴达一时。从为官时的煊赫一时,到现在被贬可能的寂寞一世,秦观从回忆之中体会到了深切的凄凉和酸楚。

  所谓情景,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山川河流等自然情景,中国历代文人都用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心眼去看周围的河山大川,故而万物着我的色彩,内心凄痛惨怛之人看万物,万物便着了凄痛惨怛之色;其二是人情世故等人事情景,人事中有数不尽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凄凉酸楚。因此,所谓情景式的凄凉酸楚,主要是通过对自然和人事情景的描摹来体现的,这种方式和回忆式的区别在于,回忆式往往诉诸于记忆,时间向度指向过去,在时间中穿梭,难免有种恍恍惚惚凌空蹈虚的感觉,而情景式则注重于当前的自然人事体验,时间的向度是指向当前,相比起来更有一种健全的实在感。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表现方式,即通过自然情景来表现凄凉。早期秦观描写山水景色的诗歌淡雅空灵,例如为后代传送的名诗《泗水东城晚望》,其诗曰:

  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霏间。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水转处山。

  这类风景诗读来闲适婉转,富有韵味,在前期中很常见,“未若此轩人散后,水光清泛月华来”(《照阁》),“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春日杂兴十首》),但在后期中此种风格不再,代之以凝重凄凉。如前所述,秦观贬谪所途经的地方都是偏僻蛮荒之地,例如处州则山明水秀,而郴州横州则山险水恶,奇峰突兀,总之自然风景比起京师来有另一种趣味;另外,秦观由于官场上的失意,在旅途中的悲观失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是时而清新可人时而令人惊畏的山水,一方面是落寞的心情,两者一交织,便构成了一篇篇充满凄凉酸楚之气的诗歌。

  秦观在前往处州途中经过金华一座山寺,相传这里是赤松子(皇初平)得道处,“金华有路通元气,水绕高寒不断流”,一个高字和一个寒字便凸显了山色的冷峻,也暗暗表达了内心的酸楚;处州的春色,在备受压抑的秦观眼里则是“寒食山州百鸟喧,春风花雨暗川原”,诗人压抑的心情仿佛遮住了处州明媚的阳光,原本充满生机的春天显得一片晦暗;路过郴阳一古寺时写的两首绝句,更是将这种手法运用到极致:

  其一:门掩荒寒僧未归,萧萧庭菊两三枝。行人到此无肠断,问尔黄花知不知。

  其二:哀歌巫女隔祠丛,饥鼠相追坏壁中。北客念家浑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风。

  读完这两首诗,一幅场景浮现在我们眼前:在一个落木萧萧之秋日傍晚,诗人贬谪途经郴阳一座古寺,借住在寺内,寺里败叶飘零,衰草掩映,僧人外出未归,秦观被这种“荒寒”的景象所击倒,往常要断肠写诗的他如今已无肠可断,更可悲的是,这种“无肠断”没有人会了解能体会,因为这寺院里只有黄花在默默陪伴着秦观。到了夜晚,老鼠在祠丛的坏壁中相互追赶,院外是一夜山雨加上寒冷秋风,这一切都刺激着本来就脆弱的秦观的内心,诗人一夜未眠,更加思念远在他乡的家人。这两首诗都是从景物之凄凉过度到内心之凄凉,过渡地不着痕迹,自然流畅。

  下面说说第二种表现方式,即通过人事情景来表现酸楚。此类方式并不像第一种方式那样可以单独成诗,而是往往和自然情景交织起来。秦观诗歌中的人事情景主要体现在别离这一主题上。江淹的《别赋》中说“黯然伤魂者,唯别而已矣”,确实,无论是生时山长水远的隔离,还是死时的天人永隔,都是最能动人心魄的人事情景,正如秦观自己所说, 在这一时期他“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自作挽词》),“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宁浦书事》其五)。秦观的侍妾边朝华是他在元祐年间纳的,两人感情甚笃,在秦观被贬经过淮上的时候,诗人感叹“光景之遄”,对朝华说“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便让其父将她带回,复作诗云:

  玉人前去却重来,此度分携更不回。 肠断龟山离别处,夕阳孤塔自崔嵬。(《再遣朝华》)

  虽然这次离别是秦观自己做的决定,但其中的无奈和酸楚不难体会,一种永生不再相见的悲凉气氛跃然纸上。另外,绍圣三年,秦观从处州被贬至郴州,离别之前作诗道:

  缘尽山城且不归,此生相见了无期。保持异日莲花上,重说如今结社时。(《留别平闍黎》)

  平闍黎是秦观在处州认识的一位法师,两人经常相互交流对佛经的理解,秦观自知此次离开处州,便和平闍黎缘分已尽,这辈子也不可能再回到这里和他说经念佛,一句“此生相见了无期”,即表现了对平闍黎的依依不舍也抒发了身不由己的酸楚。

  上面我从两种手法入手分析了秦观贬谪时期诗歌中的凄凉酸楚。

  (二)

  醉乡广大人间小——高古豪放

  在开始阐述高古豪放之前,我想澄清前人对秦观的一个误解,而这个误解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在秦观诗歌中看到本节所说的特点。历来评论家都以“女郎诗”来看秦观的诗,至于词那更不必说,因此认为秦观只会婉约不会豪放,只注重内心生活而不关心国家大事,其实不然。早在青年时代,秦观便志存高远,立志献身疆场,报效祖国,他曾对好友陈师道说到:“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在前期的一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秦观的这种怀抱,例如《寄李端叔编修》中写道“···马革裹尸心未艾,金龟换酒气方震。梦魂偷绕边城月,道从公穿禁路尘”,再如《送蒋颖叔帅熙河二首》之二“莫许留犁轻结好,便令瓯脱复游魂。要须尽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步入仕途之后,秦观写过很多政论文,这些策论都是认真研究了历史经验,仔细观察了社会现实,进行了缜密思考之后写成的,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人材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故而陈师道称他“长于议论”。对当时政治事件评论是其策论的主要内容,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增强了宋王朝的国力,但也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危机,秦观对于王安石变法之后国家专重法律、轻视诗文表示不敢苟同,说到“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法律下)元祐元年,西夏对大宋提出领土要求,宰相司马光不敢反抗,竟想一并放弃熙河,秦观表示强烈反对,向哲宗上将帅、谋主、奇兵、兵法、边防诸策,从各个方面具体阐述他对如何巩固边防的观点,在这些策论中秦观对大宋王朝的衷心和他以天下为己任心系万民的豪情得到很好体现。近人林纾说的好,秦观“策论,则与东坡同一轨辙”,秦观策论中的豪情与苏轼的却是同一轨辙。总而言之,秦观不是没有豪情,他的策论就是很好的反驳,而只是为婉约的词作所掩盖罢了。而在贬谪时期,秦观已无意于官场,他先前以策论形式表现的豪情便转换到诗歌之中。

  吕本中在《吕氏童蒙诗训》中评论到“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与旧作不同”,这里的岭是指南岭,秦观过岭当在1098年。吕本中把严重高古的特点赋予这之后的秦观诗作当然没错,但在我看来,秦观的严重高古是他贬谪以来一直暗藏的特点,只不过在1098年过岭以前被他诗歌中的凄凉酸楚所遮掩罢了,而在过岭后,随着秦观对贬谪生活的适应,以及旅途生活对内心的磨练使得其更加豁达开阔,其性格中的豪放一面逐渐浮出水面,他对贬谪生活的淡定和从容使得其诗歌中的高古豪放一面取代了酸楚凄凉。因此,我把秦观过岭当做贬谪时期诗作的一个小分水岭,之前的诗歌主要体现凄凉酸楚,之后则是高古豪放。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只是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是说过岭前后的诗作有着本质不同,在贬谪时期,两个特点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