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三字经》中蕴藏的传统文化
《三字经》，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分析《三字经》中蕴藏的传统文化，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析《三字经》中蕴藏的传统文化
《三字经》上自天文地理，下至经史、诸子百家，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
一、涵养志向，树立人格
“性相近，习相远”，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看到了的这一点。似乎不必去为人生下来是性善还是性恶争论不休，总的来说是一张白纸，在本性上不会有大的差异。但后天的作用不可小视，人会受到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加上个人的经历和努力，形成自己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养成自己的性情和爱好。“孟母三迁”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邻里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其实这个道理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就专门指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认为选择仁爱的邻居才是明智之举。宋代朱熹曾在《四书集注》中注之曰：“里有仁厚之俗为美，择里而不居于是焉，则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为知矣”。就是说，不仅要择邻里而居，而且还要择贤邻与仁邻而居，因为孔子认为：“贤者辟世，其次辟地”。这一思想与孟母三迁这个典故著称于世。
除了外界环境对人的影响之外，还要重视自我的发展。“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句话将人学习个过程比喻为玉的琢磨过程，人也是如此。人只有经过不断刻苦的磨练，通古达今，明晓事理，才有可能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怎样才算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大思想家孔子将人放置于家庭、朋友与社会的广阔天地中，因此他提出了人们要“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孔子重视孝悌之道，认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是自然的情感，是“仁”的萌芽点。反思现在，不可否认的是孝道教育存在着一些问题。不少家庭内部矛盾重重，人与人之间情感淡漠，不尊重父母，遗弃老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于缺乏孝道意识以至于做出各种出格的事情。强化孝道教育势在必行。一个人只有在内心深处发生了孝悌观念，才会体验到一种最纯真、温煦、亲切的感情，唯有这种非功利的情感才值得加以培育，并推广到社会。也就有了后代的“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等等。这不仅给孩子树立了榜样，同时也让孩子能从小培养理想的人格。
二、走进传统文化的世界
《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中国社会众多儿童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孔子《论语 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说，在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就再去学习文献。《三字经》从“首孝弟，次见闻”到“通古今，若亲目”开始走进一个传统的文化世界。首先是为儿童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常识，“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按照一定的顺序拓展见闻，这一部分包含了自然常识、人伦常识和生活常识，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助于孩子的生活教育。其次就是儒家经典。从“凡训蒙，须讲究”到“经既明，方读子”，《三字经》全面涵盖了儒家经典的相关信息，从十三经到五子，介绍作者，说明篇目，知识信息非常大，在这些基础上，又以精炼的语言说解经典大义，明确要旨。第三是由经入史，《三字经》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知识，把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勾勒出来。这些实际上是对传统“经史之学”的发蒙。
经史之学是国学的正宗，清代大儒钱大昕说：“为学当自经史始。”在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中国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中，古人用生命印证着中华文化的精神，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与借鉴。我们翻开《唐才子传》，在《王勃》传里，说：“六岁善辞章。”他六岁已经会些写诗文了。当时的诗，就是古诗、律诗、绝诗，当时的文，即古文、骈文。六岁怎么就会写这样的诗文呢?再看《骆宾王》传，称“七岁能赋诗”;《李百药》传，称“七岁能文”;《刘慎虚》传，“八岁属文上书”，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换言之，在唐朝，七八岁的孩子不仅会读懂古文、骈文、旧体诗，还会写古文、骈文和旧体诗。是不是当时的人特别聪明呢?不是的。我们再看近代人，如康有为，“七岁能属文”。梁启超“六岁毕业《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日缀千言”。可见古今人的聪明是相似的。不论是唐代人或近人，他们从小就能读懂古文，不仅会读，还会写古文和旧体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在传统文化里汲取了营养。
当代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在他具有自传性质的著作《去日苦多》中写道，他自幼在自家私塾接受传统儒家的发蒙教育。杨先生回忆说：“基本读完了‘四书五经’，只有《易经》没读，后来又读了‘十三经’的一部分，还读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龙文鞭影》等。熟读的还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他还说道：“十岁出头时，我还读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说故事，还有相当一部分流行的明清传奇、话本等。”在国学的浸润与陶养中，少年杨宪益的颖悟与才思逐渐显露出，诗人气质与情怀亦现出端倪。充分说明通过传统文化给予蒙童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
三、劝学励志，树立理想
在《三字经》的结尾，胪列了大量古人勤苦求学的事迹，从不同的角度勉励人们努力读书治学。且不谈古人，大家知道，民国时代的文人艺人个个满腹经纶，他们的本事从哪里来?从刻苦的阅读，艰难的背诵中来。当年茅盾能背诵《红楼梦》，郑振铎能背诵《左传》，巴金能背诵《古文观止》，范文澜能背诵《文心雕龙》……文人如此，艺人的努力也毫不逊色。余振飞小时学《闻铃》一戏时，每个黄昏都要将台词念唱上五十遍，哪怕会了，也还是要照旧念唱。经过这一番功夫，他的咬字、换气、放音纯纯正正。
如果我们今天肯像民国文人艺人一样去下这样的苦功，我们的知识也一样会更准确，学样也会更深厚。
四、小结
随着时代的不同，学习的最终目的也大不相同。《三字经》这部书成于封建社会，所以他的目的也是服务于那个社会，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是他们的最高理想，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糟粕的东西。时过境迁，事易时移，我们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我们今天可能做不到古人那样的深度，但我想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多地读一些经典，因为经典经过了历史的考验，经过了时间的淘汰，它能够流传下来毕竟有它的'道理。
拓展资料：
历史背景
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
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著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体现时代变迁，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例如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了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
作品赏析
《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有一个中心。
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为有用之材；从“为人子，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强调儿童要懂礼仪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并举了黄香和孔融的例子；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介绍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方方面面，一应俱全，而且简单明了；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介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儿童读书的程序，这部分列举的书籍有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基本包括了儒家的典籍和部分先秦诸子的著作；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讲述的是从三皇至清代的朝代变革，一部中国史的基本面貌尽在其中；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强调学习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从小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
《三字经》内容的排列顺序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的教育思想。作者认为教育儿童要重在礼仪孝悌，端正孩子们的思想，知识的传授则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见闻”。训导儿童要先从小学入手，即先识字，然后读经、子两类的典籍。经部子部书读过后，再学习史书，书中说：“经子通，读诸史”。《三字经》最后强调学习的态度和目的。可以说，《三字经》既是一部儿童识字课本，同时也是作者论述启蒙教育的著作，这在阅读时需加注意。《三字经》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版本变化
《三字经》是宋朝王应麟（存疑）先生所作，内容大都采用韵文，每三字一句，四句一组，像一首诗一样，背诵起来如同唱儿歌，用来教育子女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又能启迪心智。时人觉得本书内容很好，纷纷翻印，因此广为流传，历久不衰，成为历朝历代最重要的童蒙养正教材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三字经》的内容上，不同历史时期皆有所修改或增加。迄今为止所见的就有宋末元初的1068字本，明代的1092字本，明末的1122字本，清初的1140字本及1170字本等多个版本。并出现相关注解本、插图本。如明清时期就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和《广三字经》等。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章太炎〈字炳麟〉先生的《三字经》增订本，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流传最广的版本。
1949年后，又对《三字经》进行修订。主要涉及一些民族史观内容的修订。如：
1.关于元代历史的“莅中国，兼戎狄，九十年，国祚废。”改为“舆图广，超前代，九十年，国祚废。”
2.关于清代历史的“清顺治，据神京。至十传，宣统逊。举总统，共和成。复汉土，民国兴。廿二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改为“清世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由康雍，历乾嘉，民安富，治绩夸。道咸间，变乱起，始英法，扰都鄙。同光后，宣统弱，传九帝，满清殁。革命兴，废帝制，立宪法，建民国。古今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作品影响
中国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知名度极高。古代儿童都是通过背诵《三字经》来识字知理的。《三字经》用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哲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极多，全篇充满乐观精神；在《三字经》出现之前，蒙学读物都是四个字一句，《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特点，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三字经》在古代被称为“小纲鉴”，可以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读书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中国三大国学启蒙读物。
国际
从明朝开始，《三字经》就已流传至中国以外的国家。
根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1579年，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到澳门学习中文，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三字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首先研读的就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1716~1786年）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并称《三字经》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普希金细读后，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三字圣经”。普希金研读过《四书》、《五经》，但对《三字经》情有独钟，如今普希金故居还珍藏着当年他读过的《三字经》。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三字经》为初级教材，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三字经》为首选教材，因而，《三字经》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韩国、日本也对《三字经》也非常重视。日本早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国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三字经》。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经》，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多达二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介绍日本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经》。
英国的马礼逊（1782~1834年）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传统经典就是《三字经》。1812年，他出版《中国春秋》英文版，包括《三字经》和《大学》。修订后，1917年又在伦敦再版。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刊载《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
在法国，犹太籍汉学家儒莲（1797年~1873年），在1827年担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后翻译出《孟子》、《三字经》、《西厢记》、《白蛇传》、《老子道德经》、《天工开物》等中国典籍。
新加坡出版潘世兹翻译的英文本《三字经》，被推荐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并成为新加坡的教科书。
1990年，《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组织选编入《儿童道德丛书》，向世界各地儿童推介学习，成为一本世界著名的启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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