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关雎》历代解读的分析

发布时间:2016-12-22 编辑:玉君‍ 手机版

  《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历来是研究《诗经》学者关注最多的,但各个阶段对它的解读都有所不同,即使同一阶段也存在差异。

  《诗经》在先秦时期被称作《诗》或《诗三百》。汉武帝时期,随着儒术独尊而被尊称为《诗经》。《关雎》因其作为《诗经》的首篇,历来备受关注。从它产生的西周时期到现在,对它真正内涵的解读传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由于传统“诗学”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社会背景的现实性,使得历代“诗学”对《关雎》的解读有着多种不同的版本。《关雎》在历代的解读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本文以对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代表性解读来进行梳理探析。

《诗经·关雎》历代解读的分析

  关雎

  诗人:诗经 朝代:先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一 春秋战国时期及其以前《诗经》的“礼乐”功用

  最早对诗歌下断语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它从“诗”的作用方面着手,显然带有十足的功利性。西周时期,《诗经》是“礼乐”治国的宗法制度的外部体现,主要用于诸侯贵族的祭祀、宴飨、朝聘、庆典等各种重要场合。按照当时礼法规定,具体场合演奏相应的音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诸侯朝聘时弦《诗》、歌《诗》的场景。据《仪礼》记载,《清庙》用于周王朝的宫廷宗庙祭祀,《关雎》用于乡饮酒礼、乡射礼和燕礼。

  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诗经》是几经礼化整合传承礼义的载体。孔子不但以《诗经》作为教科书来教授弟子,而且从多方面评价《诗经》。《论语・阳货》篇从《诗经》的功用角度,以“兴”、“观”、“群”、“怨”说明“事君”、“事父”四种方式,《泰伯》篇则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诗经》推崇到至上的地位。《礼记・仲尼燕居》所载孔子对其论断与《论语》文异而义同。这些美誉既着眼于个人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放眼于事父、事君的宗法制下“齐家”和“治国”,更反映出当时诗、礼、乐之间的关系及其遍及宗法制度下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作用。

  《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是研究评价《诗经》的各家都不能避开的,而且常把《关雎》作为整部《诗经》的纲领来研究。

  孔子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说《关雎》虽有快乐之音而不过分,虽有悲哀之情而不凄伤。“不淫”、“不伤”都处于温柔敦厚的中正平和的程度。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也有对《关雎》中君子从“好色”到“礼”的转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这正好注解了孔子对《诗经》进行“思无邪”的概括,即《诗经》虽然有许多关于爱情的诗篇和“变风”、“变雅”等下层人民的呼吁,但最终这些都处理好了儒家所倡导的“情”与“礼仪”之间的关系,属于最后都归于中庸平和的情思。

  据此,《关雎》可理解为:雎鸠和鸣的河边,君子对“窈窕淑女”一见钟情而对其进行热烈追求,但因淑女的拒绝而求之不得,遭到碰壁的君子因为思慕淑女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一是对心仪的淑女充满思念之情,二是反思自己的追求行为,于是再次追求“淑女”时,则以钟鼓琴瑟之乐取悦于她。因为钟鼓琴瑟本身就是礼的象征,用琴瑟钟鼓友、乐于她,正是对淑女以礼相待之意。因而君子从好色到“反纳于礼”的过程,正是礼的发现与运用过程,故而对“《关雎》之改,其思益也”的评价,就是对君子反思回归并依礼而行的赞赏。可见,在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从诗歌的功用角度出发,以礼乐文化整合下的礼教来解释《诗经》是当时的基本特征。

  二 汉代“经学”对《关雎》的意识渗透

  随着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渗透,董仲舒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及“大一统”思想契合了汉武帝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雄心,使之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从一家之说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儒家经典也被尊奉为知识与思想渊薮的“经”,经学也变成士人进禄致仕、经世致用的不二法门而随之称霸天下,造成了汉代整个社会奉儒治经蔚然成风。因而也出现了众家解诗的繁荣局面,产生了“诗经学”或叫“诗经阐释学”,最著名的有鲁、齐、韩、毛“四家诗”;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的属于今文诗学,又被称作“三家诗”在西汉十分盛行。并设置“经学”博士,但三家诗大都已经亡佚,清人王先谦对三家诗曾进行过辑佚。而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属于古文诗学,即学者所谓的“毛诗”。

  《关雎》被置于《诗经》之始,历来是“诗学”重视的对象,汉代众家解《诗经》都对《关雎》反复推敲,从四家诗都将《关雎》作为关注的焦点来诠释中可见一斑。

  鲁、齐、韩三家诗大致相同,都把《关雎》视为讽世刺时之作。鲁诗“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齐诗“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韩诗“《关雎》,刺时也”。“三家诗”都把《关雎》中普通的男女爱情之作上升到了人君与后妃关系的诗作,把《关雎》附会成刺诗,讽刺康王沉迷女色,贻误朝政。期盼诗中的男女之情终归于礼,借古鉴今讽谏君主谨戒好色淫逸,要求后妃具有“淑女”的贞淑贤静,从而达到旺家兴国。今文三家诗之所以把《关雎》的主旨归于讽谏君主后妃的刺诗,这与汉代的社会现实和今文经学家的政治诉求有关。

  人类由野蛮蒙昧进入到文明有序的时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与伦理观念日益加强,从反思和总结中认识到强化稳定的男女关系的重要性,所以男女夫妇之礼被放到了“万世之始”的重要地位。在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等伦理关系中。《周易・序卦》把“夫妇”之礼放在首位,并且指出夫妇之道亦需久恒。对于国家来说,帝王的婚姻匹配更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兴衰。汉初刘邦死后,吕后专权专横,几乎颠覆了汉家社稷。后来窦太后、王太后又连续干预朝政,汉武帝宠爱后妃也多次不同程度地影响政治。比起《关雎》中所赞淑女的贤惠贞淑,她们相差甚远。当时士人们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具有社会代表性话语的《关雎》说成刺诗,反映了西汉经学家劝诫帝王正确对待“人伦之始”的大婚,不要过分贪图美色而忽视了贤德,要匹配爱慕有贤才之女,而保天下的长治久安。根据“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的理论,帝王应该先治理好后宫,再由内到外、由己及人、由近到远,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毛诗”较“三家诗”晚出,主要在民间传播,“毛诗”学派要涉足政坛,其理论必须要有政治上的优势,所以没有步前三家后尘于讽刺进谏,而立足于赞美“后妃之德”强调“上以风化天下”,从帝王统治角度出发把《关雎》阐释为“经夫妇”、“厚人伦”移风易俗进行教化的工具,这样就迎合了帝王统治天下的心理。《毛诗》广泛吸收了前人诗学的研究成果,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学术和政治意义的完善,最终集《诗经》学礼化之大成,在西汉末期被立为学官。东汉以后《毛诗》逐渐风化天下,而其余三家诗日渐衰退,以至后来大多亡佚。我们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就是毛亨所传“毛诗”。

  《毛诗》每首诗都有序,其余各诗序都比较简短,只有《关雎》的序比较长,洋洋洒洒蔚然成篇,被称为《诗大序》,即学者专称的《毛诗序》。毛氏开宗明义地把《关雎》的喻义美赞为“后妃之德”,也对《诗经》进行了纲领性理论概括,把它看作弘扬王道之音,进而风化天下的工具。《毛诗》没有把《关雎》解释为“刺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风雅正变”理论。《诗大序》认为西周初期的《周南》、《召南》代表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王道声音,而把西周后期政治衰乱中比较有讽刺意味的作品称作“变风”、“变雅”,认为“变风”、“变雅”创作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王道衰,礼义废”,这样才造成了天子失政,诸侯失纲,大夫僭越,民不聊生,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继而也就有了讽世刺时的“变风”、“变雅”。《关雎》则是《周南》首篇,是礼义典范的王畿之音、“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表率,所以毛氏不能将《周南》中的第一篇《关雎》作为刺诗,而从帝王治国由内而外注重后妃之德、风化天下出发,用《关雎》为“后妃之德”垂范:忧虑君子进谏贤德之人,而不能过分沉溺于美色,爱怜窈窕贞顺的女子而注重其贤淑之才,且还要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

  三 朱熹及后代对《关雎》的新解

  对《关雎》解读自东汉以后变化不大,直到宋朝理学时期又有新解,理学大师朱熹就与《毛诗》的解释有很大差异。朱熹晚年本着“尽去《小序》,尽涤旧说”的目的做《诗集传》。但他并未“旧说”尽去,而是对其进行了许多扬弃。在《关雎》喻义问题上仍沿用“后妃之德”之说。朱熹在解读上确实有自己的一番见地,他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把《关雎》最终落在了“配君子而成内治”上,而古代中国历史上固有的圣人情结,使朱熹把《关雎》中的君子与淑女附会于文王与大姒“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周之文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在他们看来历史上圣人的思想和行为直接对世人起着垂范性的教化作用,认为《关雎》是教后人,以文王和大姒的婚姻为典范。

  朱熹又从《关雎》推到《周南》进行解释:认为《周南》中《关雎》、《桃夭》、《兔�》、《��》、《葛覃》五首诗皆言后妃之德,《关雎》只是其中的个体代表,是借言后妃之德而阐明文王因为身修而达到的国治之效。由此又把修身、齐家推广到治国、平天下,彰显了其由内而外的治家治国之道。朱熹把君子与后妃落实到文王与大姒,本意可能并不为附会历史,但是把历世高山仰止的文王夫妇树立为齐家的典范来让后来者效仿,一方面为此诗提供了历史例证,契合了世人的圣人垂范情结;另一方面也以文王的文治武功来证明“修身齐家”做好后能使国治天下归。

  《关雎》作为《诗经》首篇的也被后代大师们所关注。随着“诗学”的发展,清代学者不再固守汉儒解读《诗经》的路径。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此诗只是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而君子和淑女都不是对某人的特指,更不见得要附会至文王夫妇。崔述的《读风偶识》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解释《关雎》也都不再拘泥于“后妃之德”,尤其方玉润觉得“用之乡人”、“用之邦国”皆相宜。显然已经透过经学解读的藩篱向外拓展,开始倾向于从诗歌审美方面关照《关雎》。

  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以古史辨派开创的现代“诗学”已经跳出经学解读的重围,开始真正从文学审美角度审视《关雎》。现代“诗学”基本都把《关雎》看成是有关恋爱婚姻的诗歌,但具体观点之间也存在差异。闻一多和胡适认为《关雎》是展现初民男女爱情的恋歌,而郑振铎先生则解释为描述婚姻的结婚乐曲。

  综上所述,我们从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历史上各个时段的文学作品及一些对先人优秀作品的解读都不是空穴来风,各家都会把自己的作品或对前人作品的演绎,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因为主流意识形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当时的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拥有话语权。学术话语一旦与主流意识相结合,那么它就拥有了坚实的基础与后盾,从而成为权力话语。这也是为何一些文人政客竭力把自己的著述向权威性话语靠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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