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楚辞》的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2016-12-27 编辑:玉君‍ 手机版

  《诗经》、《楚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两部作品都涉及到女性这一主题,它们分别从不同的审美层面刻画了许多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

《诗经》、《楚辞》的女性形象

  《诗经》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其中涉及女性的占1/3以上,它开创了文学作品以描写女性为主题的先河,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周代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是我国古典诗词中女性文化的瑰宝。

  《楚辞》作为继《诗经》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其中的女性形象描写,受楚地特定文化气息的滋养,其艺术特征鲜明优美,带给了我们更具冲击力的美感。

  《诗经》和《楚辞》二者对女性形象的刻画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所以本文就据此作为分析、研究的切入点,深入探究二者在外形描写,性格塑造和气质表达等方面的具体差异,以便我们更加准确、更加透彻的理解这两部文学作品。

  一、外形上:《诗经》注重实用性审美,《楚辞》注重纯审美

  《诗经》所处的时代,十分注重女子社会劳动的实用性,所以在描述女性形象时,并没有对女性性别特点做过多的描述,而是采用白描手法,轮廓化地勾勒女性的外貌、神态、动作和语言,粗线条地表现出女性的健硕之美,偏重于实用性审美。如《郑风·子衿》中“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动作心理描述,《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郑风·狡童》因爱人不与自己同言同食而产生的“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的内心责怨,《卫风·氓》中“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简略叙事,《郑风·有女同车》中“颜如舜华”、“洵美肯都”的孟姜姑娘,都是遗貌取神的艺术手法,使《诗经》通篇显现出典雅而灵动,深厚而淳朴的风格。

  伴随时间的推移,母系氏族结束,男权逐步建立,女性由社会的统治者逐渐转变为男性的征服对象,变为“第二性”,《楚辞》正是生于这个时期。因此《楚辞》中所描写的女性对象已经不再以劳动妇女为主,而多是取自历史或自然神话中的神巫之女或宫殿楼阁中的贵族妇女。《楚辞》中的女性,已不再是社会劳动的参与者,而是男性文化的审美对象,因此在男性诗人的笔下便会更多的凸显她们在体态、容颜、服饰等方面所展示出的女性性别之美,不论是湘夫人还是山鬼,都披兰纫蕙,如“被薜荔兮带女萝”(《山鬼》)、“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等,都注重刻画女性自身之美、独特之美。所以,和朴实自然的《诗经》相比,《楚辞》中的女性描写偏重于纯审美,更具有真实美感及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二、性格上:《诗经》注重阳刚性,《楚辞》注重阴柔性

  《诗经·国风》中有大量描写古代女性追求爱情与幸福的诗篇,透漏着积极真诚美好的愿望。那些处于爱情之中的女性,有着泼辣、大胆、积极、热情、活泼、天真的性格,她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的所爱,勇敢大方地表达自己的情怀和心迹,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阳刚性的性格特征。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女歌者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和小伙子们欢聚时,热切盼望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她坦率地表白心迹,谁若真心爱她,她就嫁给谁。这种大胆开放的程度即使现在的女性也难以做到。

  除了爱情诗,《诗经》中还有大量的弃妇诗和怨妇诗,她们倾诉自身的不幸遭遇,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抗争,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勇敢与坚强,虽处于困境但仍积极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她们的积极向上,永不绝望,对生活充满无限希望与激情,这同样也是阳刚性格的体现。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子反抗强娶她的恶棍,她表示:“宁肯吃官司,也不嫁这恶棍无赖!”她以斩钉截铁的语言,痛斥了称霸一方的奴隶主贵族,表现了这个女子反抗强暴、维护人格与爱情的斗争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她积极大胆,刚烈的性格。

  与《诗经》相比,《楚辞》中的女性性格则多以忧郁、多愁善感、悲观,阴柔为主要特征。《少司命》刻画了一位抚驭彗星、辣剑拥艾、荷衣蕙带、出没云际的美丽善良、温柔慈爱的爱神形象。她愁思苦念,迎风高唱失意的哀歌,思念着自己的爱人。《湘君》中湘夫人在湘水边等湘君的到来,但是湘君久久不至,在没有迎接到爱人的情况下,湘夫人抒发了自己缠绵悱恻的思念和哀怨之情。诗篇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沉郁哀伤之情。《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她们虽然和《诗经》中女性一样,同样对爱情深沉、执着,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温柔婉雅,哀伤,忧愁郁结的阴柔性性格,她们总是不敢去表达,没有直白大胆的行动,没有率直爽快的言语,而是让思念与爱恋深埋心底,用含蓄婉约的诗歌道出情怀。

  三、气质上:《诗经》注重世俗性,《楚辞》注重浪漫性

  所谓世俗性,就是人物取自现实生活中真实可感的形象,具有世俗气息和生活气息,而浪漫气质则是与虚无缥缈、朦胧等感觉联系在一起,人物是虚拟的,臆想的。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如下。

  人物选择上。《诗经》女性取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静女》中在黄昏时分等候恋人的姑娘,《鹊巢》中将要出嫁的贵族姑娘,《卷耳》中采卷耳菜的女子以及《硕人》中高贵、貌美的庄姜等都是来自世俗的。而《楚辞》女性则是源于想象中的神女或者被神化的歌女和舞女。少司命是主子嗣之神;山鬼是位女神,她象征着爱情、婚姻和生命;湘夫人是帝尧的女儿,是湘水的女神。《大招》是屈原在楚怀王尸体归回楚国时,为其招魂所作。诗中写饮食、女色、游戏等,以呼唤楚怀王亡魂归来,涉及之物并非实写,同样那些美丽迷人的女子也是虚幻之作。由此可见,《诗经》中的女性是世俗的民间女子,而《楚辞》中的女性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   场景选择上。《诗经》多将主人公置于现实具体的场景中,如放牧、采桑、春社相会或出嫁途中。《郑风·溱洧》中男女青年在春社节中相会,一位大胆活泼的姑娘跃然纸上。《周南·芣苢》描写了一群在田野里采车前草的农家姑娘,在深远清新的意境中再现了一幅真切动人的劳动画图。《楚辞》则将主人公放入虚构的环境中,如同进入了玄幻飘渺的仙境中。无论是宴会上翩翩起舞的舞女,还是湘水边等候爱人的神女,她们出现的背景都是作者根据需要虚拟的,而并非真实存在的。

  以上分别从外形、性格、气质方面比较了《诗经》和《楚辞》中女性形象的差异,这是由二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所致。但追溯根源,我认为是由以下深层的现实原因所引起。

  时代背景。《诗经》记载的是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商周时期,劳动力不发达、生存环境艰苦,女子常常要担当起劳动和组织劳动的重任,所以健硕有力的女子更受人喜爱。另外为了对抗恶劣的环境,加上对自然生殖力的崇尚,先民的种族繁衍愿望十分强烈,这种高大健壮的女子正符合这种审美。《楚辞》成于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逐渐褪去,加之男子也作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占据主导,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蜕化,审美眼光由实用性向纯审美转化。

  地域文化。《诗经》产生于北纬33°到42°间的黄河流域,其地貌类型多为高原和平原,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生活环境并不理想。在这块土地上,人们为了生存而与恶劣的环境进行持续的抗争,进而形成了激烈、粗犷、执着、坚韧、刚毅、豪迈的性格特征。而《楚辞》产生于南方楚地,位于北纬25°到33°的长江流域,多由平原、丘陵组成,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雨量充沛,这是相对于北方来说非常理想的居住环境。优厚的自然条件一方面带来了丰衣足食的安逸,另一方面形成了民族文弱的性格基因,加之南方阴湿的气候,使得他们多愁善感,易惆怅。另外,《楚辞》的发源地楚地重淫祀,巫风盛行。这种祭祀活动十分神秘和虚幻,体现了丰富的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身份。《诗经》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多数劳动人民的汇集,这样反映在作品中自然是更加贴近生活、更加朴素真实,情感表达也不像《楚辞》那样虚无缥缈。《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身为楚国的贵族,屈原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和道德修养,可以说是专业的文人,又加之屈原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此中的困惑与苦闷无处表达,只能通过文章抒发内心的情感,这就更加丰富了《楚辞》的审美特性和浪漫气质。

  结语

  由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和作者身份的差异,导致了《诗经》、《楚辞》中女性形象刻画的不同,它们属于不同的审美风格,但二者是我国古典诗歌文化的两大源头,《诗经》开创了现实主义的写实传统,《楚辞》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它们尽管在描写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共同为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注入了丰富的营养和绚烂的色彩,为后世女性形象的刻画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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