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悼亡”传统分析

发布时间:2017-01-02 编辑:玉君 手机版

  悼亡诗是独特的诗歌题材,它将死亡与爱情结合起来,是对人伦的浓情赞美,对幸福的无限眷恋,对生命的人文关怀。在潘岳于悼亡的定名之功之前,《绿衣》《葛生》已奠定了悼亡传统并对后世悼亡诗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诗经》的“悼亡”传统分析

  一、潘岳与悼亡诗的确立

  (一)潘岳的定名之功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四指出:“寿诗、挽诗、悼亡诗,惟悼亡诗最古。潘岳、孙楚皆有《悼亡诗》载入《文选》。《南史》:宋文帝时,袁皇后崩,上令颜延之为哀策,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崔祖思传》:齐武帝何美人死,帝过其墓,自为《悼亡诗》,使崔元祖和之。则起于齐、梁也。”

  王立在《古代悼亡文学的艰难历程――兼谈古代的悼夫诗词》中这样解释赵翼的这段话: “按赵翼的意思,西晋潘岳、孙楚最早作悼亡诗,但最早提出‘悼亡’之名的是宋文帝,而后是齐武帝。至于潘岳的《悼亡诗》之名,乃是《文选》的编者萧统加上的”。于丽《悼亡诗研究》、周如月《宋前悼亡诗研究》均持此观点。

  但是,潘岳《悼亡诗》除见于《文选》外,《玉台新咏》亦收前两首,题《悼亡诗二首》,《玉台》有敦煌唐写本残卷,题《悼亡二首》。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潘黄门集》收录潘岳《悼亡赋》,张溥辑自《艺文类聚》卷三四“哀伤”类,同卷亦收潘岳《悼亡诗》,当时潘岳集尚存(《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潘岳集》十卷),来源可以说是可信的。此二证可以证明潘岳诚然于悼亡诗有定名之功。此外,李善注潘岳诗引《风俗通》:慎终悼亡。此为《风俗通》佚文,《风俗通》东汉应劭作,则“悼亡”之名又可前推。

  (二)从《诗经》时代到西晋年间的悼亡诗

  《诗经》后六百年间,由于历经战乱以及大一统时代壮阔宏巨的审美,大量诗作亡佚、个性化的诗歌为数不多,悼亡诗一度中断。但从现有资料看来,汉武帝继承了《诗经》的悼亡传统。汉武帝有一首悼亡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虽然诗中没有明确的对象,但从大量史实可以得到证实,武帝悼念的便是拥有“倾国倾城”(李延年《佳人曲》)之色的绝代佳人李夫人。虽然只有短短十五个字,但其中思念之情感人至深。

  虽然潘岳对于悼亡诗有定名之功,但不等同于他开创了悼亡诗。从赵翼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宋文帝、齐武帝以皇帝的身份身体力行,于是上行下效,成一时之风气,对于悼亡的创作与影响的扩大有不可磨灭的功勋。王立在上文中详细论述了“帝王垂范与突破礼之束缚”,在此不赘。

  二、《诗经》中的“悼亡诗”

  笔者认为《邶风・绿衣》与《唐风・葛生》均属悼亡之作。首先从学者对此二者的解读来看,现当代学者均认定其为悼亡诗。例如刘大白在《白屋诗话》(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说毛诗的(二)(三)中指出“所以我底见解,以为不如说绿衣是一篇悼亡诗”,“绿衣是一篇悼亡诗,唐风葛生也是一篇悼亡诗”。其次从上文中悼亡诗的定义出发,就文本本身进行分析。

  诗经・邶风・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兮/�兮�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6]

  《绿衣》中,抒情主人公自述其情,从“女所治兮”、“我思古人”可以看出是丈夫对亡妻的悼念。丈夫思及旧物“绿衣”而念及妻子为其制衣的贤淑。通过天气转凉与无人制衣的对比,写出对亡妻的怀念,心中的悲伤,不能停止。

  诗经・唐风・葛生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於其室![6]

  《葛生》现多认为是妻悼夫之作。全诗从城外墓室之景兴起,野葛缠绕着荆棘,蔹草爬满了坟茔。一二章首句读来,凄凉之景跃然纸上。而后女子缓缓叙述,那是其亡夫埋葬之所。第三章写床笫之物,斯人已去,只留我独宿到天明。后半首诗关注季节,写夏季的白日,因其长而热;写冬季的夜晚,因其漫而寒。妻子不堪忍受无人相伴的夏日冬夜,只能寄希望于百年之后,能与丈夫在坟茔中相会,不负生同床,死同穴的誓言。

  三、《绿衣》《葛生》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一)爱情与死亡的情感接受

  从《绿衣》《葛生》伊始,再到《李夫人歌》,以及后世无数悼亡名篇,接受者在阅读时的独特情感正是接受了爱情与死亡的诗歌母题。

  我们在阅读悼亡诗作时常常嘘唏不以,为举案齐眉的深情,为相濡以沫的扶持。其实细细想来,诗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将诗人的个人遭遇无限放大,上升到人类的生命共识。而悼亡诗显然只能使我们怜悯同情却不能感同身受――丧妻之痛,除非经历,无法共鸣。所以,我们感慨的是悼亡的母题:爱情与死亡。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长相守,所以对于悼亡诗中有情人的死别离更感其悲。又因死之必然与无常,生之美好与不常,使我们无可奈何又感同身受,所以对悼亡之作更加喟叹。

  (二)跨越时空、沟通死生的内容表达

  从《葛生》中失去丈夫的妻子喊出“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的誓词之后,悼亡诗作便蒙上了奇幻色彩。

  死者已矣,而生者犹自哀恸。当回忆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已不能承载诗人的悲哀,于是只能盟约百岁,遥想妻子在天上地下的生活。刘克庄发誓“留取断弦来世娶”(《石塘感旧》),李濂成说“百年尘梦断,同穴此山阿”。张耒的《悼亡九首》靠佛家来排遣悲伤。刘克庄之妻“定归兜率蓬莱去”(《风入松》四首)独留诗人在人间,茫茫求索却不得,诗人又希望她能够“辽鹤归来”,以慰余生。

  于是只能日思夜梦,借梦境沟通死生与亡妻相会。苏轼在《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梦见妻子于故居梳妆,而十年不见,纵使相逢应不识,只能相顾却无言。纳兰性德的《沁园春》(瞬息浮生)即“梦亡妇淡妆素服”而作。此外,还有许多悼亡之作托巫山云雨入梦与妻相会,笔者以为有失庄重颇近艳情,故不录。

  (三)特定时节与特殊空间的抒情发端

  《葛生》中的妻子由夏日的漫长与冬日的苦寒而想到“谁与”的惨怛。后世在其基础上发展,一是将特定季节、时令作为其抒情发端。自宋玉悲秋之后,每逢边缘季节,诗人将内心痛苦与时序变化结合起来,倍增其哀。如王彦泓在妻亡后的第一个冬天,念及羁旅苦寒,却已无斯人为之寄衣而作《客中苦寒作》。潘岳《悼亡诗》也均感时而作。而时节所寓的特殊意义也成为悼亡的缘由。寒食、中元、冬至等祭祀之节使诗人能纵情地哀悼。如李濂于妻卒后次年寒食前后作《悼亡杂诗》十首。纳兰性德在中元写下《眼儿媚・中元节有感》。而七夕、除夕等喜庆之节诗人又因妻亡家破的对比更显其哀。二是在特殊的节日如妻子周年、冥诞等追忆往事,怀念亡妻。如孙楚在妻子周年写下《除妇服诗》,徐贲作《伤往诗》。纳兰性德在妻子祭日作《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王十朋在妻子冥诞写下《令人生日哭以小诗》,李濂写下《悼亡》二首。

  诗人们进行悼亡时还处于特定的空间状态。其一,是位于仕途不达的彷徨之境。在考察历代悼亡之作时,通常很难界定,正是因为诗人们不仅悼念亡妻亦悼自己仕途。李商隐一生徘徊在牛李党争,他的很多爱情诗都不能很清楚地界定,正是因为他将二者结合起来,赋予了诗作更为广阔的内涵。其二,是处于才高位卑的穷困之境。且不去说是否每一位诗人都如他们自视的那般有经世济民的大才,但一个人的期望与自己所处的地位落差越大,则牢骚越多,加上妻子的离去,使他们将郁闷凝结在诗作中并借此宣泄。其三,是处于丧子之痛的苦难之境。经历丧妻前后丧子的诗人有江淹、元稹、孟郊、李煜、梅尧臣、王士祯、博尔都、毕沅 等等。

  (四)睹物思人的抒情方式与特殊意象的符号化

  《绿衣》中亡妻遗物“绿衣”,《葛生》中内室寝具“角枕”、“锦衾”开创了后世悼亡诗睹物思人的抒情方式。几乎所有的悼亡之作均把亡妻遗物作为抒情发端,入室所见作为情感兴起。

  《绿衣》中抓住“女所治兮”的旧物绿衣,运用细节描写,以小见大极言其悲。“制衣”这一特殊意象在后世广泛运用并逐渐符号化。言及制衣,便仿佛看到囊昔妻子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从而思念妻子的贤淑与美好。如元稹在《遣悲怀》中“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看”,几乎全由《绿衣》化出。“身上穿的衣服是包裹灵魂最切身的东西,故衣服对于表达爱情,具有极大的作用”。所以江淹《悼室人》“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李商隐《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无家与寄衣”,梅尧臣《悲书》“衣裳昔所制”,贺铸《鹧鸪天・半死桐》“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王士祯《悼亡》二十四首“年年辛苦寄冬衣”,赵翼《悼亡》“手泽尚存衣线补”等等作品中,用“衣”的意象希望“与穿着佩戴者产生心灵或超乎心灵的交流”,表达了对妻子的深切思念。

  《葛生》中“角枕”、“锦衾”同样是旧物,但又与“绿衣”不同。“角枕”、“锦衾”是床笫之物,表示着夫妻间的亲密之情。看到“角枕”、“锦衾”,便仿佛重温往日与妻子在一起的耳鬓厮磨,从而感怀往日的欢愉与幸福。后世悼亡在意象的选择上同样具有这个特点。潘岳在《悼亡诗三首》(其一)中“入室”所见“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正是帷屏仍在,而诗人却不能如武帝招魂,连亡妻的影子都不曾见到。笔墨仍留有余香,而书写之人已逝。又如沈约《悼亡诗》“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李煜《书灵筵手巾》“汗手遗香渍,痕眉染黛烟”,元稹《六年春遣怀八首》“重纩犹存孤枕在”等等。

  (五)对比与白描的写作手法

  白描作为诗歌初级阶段自发手段,在《诗经》中的大量运用十分寻常。《绿衣》中叙述丈夫抚摸亡妇遗衣,感到凄风与寒意,从而思古人;《葛生》由远及近,逐步叙述夫妻生活点滴。而魏晋以降,诗歌进入自觉阶段并以“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为审美、实际创作中也表现出“稍入轻绮”(《文心雕龙・明诗》)的诗风之后,白描手法在悼亡诗中的运用远远高于其他诗别。诗人用白描的手法缓缓叙述夫妻间的琐屑点滴,其情更深其事更真也更加感人。如韦应物在同德精舍旧居伤怀时所作《伤逝》《往富平伤怀》《出还》《送终》等。“斯人既已矣”但留下旧物、故居与幼子。“今者掩药扉,但闻童稚悲”,幼女无知,庭下嬉戏,“见余哀泣,亦复涕咽。试问知有所失”、(韦应物《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童稚亦知失母,捉住父亲衣裳紧紧不放,嚎啕大哭。悱恻之痛,“益不能胜”,历代学者,不忍卒读。元稹在《三遣悲怀》叙述公侯贵女婚后与自己相濡以沫的贫贱生活:为我无衣而搜荩箧,为我沽酒而拔金钗。无粮以野蔬为食,无柴以落叶为薪。浅入平出,至情至性。又如王十朋《述怀》、吴嘉纪《哭妻王氏》等。

  对比是《诗经》中的常用手法,《绿衣》中斯人已去而绿衣尤存,凄其以风而无人制衣;《葛生》中坟外景物荒凉衬愈发托出内心的枯寂,夏日冬夜的漫长愈发衬托出独处的孤独。对比在后世悼亡诗中也十分常见。主要表现为物是人亡的对比。如纳兰性德在卢氏棺柩暂厝之地双林禅院写下多篇悼亡之作,《望江南・宿双林禅院有感》、《青衫湿・悼亡》等。又有物移人非的对比。如江淹《悼室人诗十首》中“窗尘岁时阻,闺芜日夜深”,妻子亡故经年,尘灰不扫,整年的堆积,而庭院中的荒草无情,只是日夜地滋长,以物自依旧愈发衬托出人事代谢的无奈与悲痛。又如韦应物《除日》“忽惊年复新,独恨人成故”、《对芳树》“对此伤人心,还如故时绿”等。

  四、悼亡诗的界定

  从悼亡情感来说,悼亡是深沉真切的情感流露。悼亡诗需要承载真情实感。顾炎武与妻王氏结缡五十载,在进行抗清大业的同时身边终有妾婢,而王氏无子,死后凄凉,其悼亡之作无甚内容且矫揉虚伪,徒有悼亡之名。[1]悼亡诗需要符合现实经历。客观评价而言,无论是从写作技巧还是感人程度,元稹的悼亡诗略胜于韦应物。但“古今悼亡之作,惟韦公应物十数篇,澹缓凄楚,真切动人,不必语语沉痛,而幽忧郁堙之气,直灌输其中,诚绝调也”[2],而评价元稹则说“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3]。

  从悼亡对象来说,悼亡诗适用于夫妻间。不论是从《葛生》《绿衣》的悼亡对象,还是从有定名之功的潘岳诗作的悼亡对象来说,悼亡诗是“夫妻间丧偶后生者哀悼亡者的诗篇” [4]。关于悼亡中“夫妻间”的指向性,笔者认为从最早的悼亡诗《葛生》中便能证明妻悼夫的存在,此外后世许多作品中亦能看到女性视角的悼亡之作。虽然由于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较低,文学史上女性悼亡诗数量较少,我们也不能将“悼亡诗”完全指向夫悼妻。对于“夫妻”的含义我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式文人生来带有忧郁气质,感伤成为中国诗歌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诗人们以穷困的精神世界作为感伤的基础,沉重的才命之叹作为其源泉,无果的爱情追求作为其土壤,以人事代谢、王朝更迭的家国之悲为凄风,以死亡来临、末世无称的生命之惨为苦雨,用有限有情的主体浇灌无限无情的感伤之花,完成从心灵到洪荒的自我救赎。悼亡诗人们用审美的眼光审视死亡,将死亡与爱情这两大主题结合,是感伤主义的生命意识的延续,更充实了感伤的文学传统。其中体现的对人伦的浓情赞美,对幸福的无限眷恋,对生命的人文关怀,具有普世精神并为全人类所共识。

下页更精彩:1 2 3 4 5 下一页
本文已影响

[《诗经》的“悼亡”传统分析]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