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的纪实性与唯美风格

发布时间:2017-03-13 编辑:玉君 手机版

  《诗经》产生于2500年前,是我国历史记载的第一部诗集,它以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性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论《诗经》的纪实性与唯美风格

  诗经反映了我国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年间复杂多变的社会面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唯美主义情调,不仅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而且影响和决定着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方向,时至今日,它的纪实与唯美风格还一直受到文学创作者的推崇和学习。

  《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首先体现在丰富多彩的内容上。从某种程度上讲,《诗经》可以说是一本生活的百科全书。据统计,其中涉及的草类有麦、黍、稷、麻等105种;木有桃、李、柏、桑等75种;兽有马、牛、羊、狙等67种;鸟有雎鸠、黄鸟、喜鹊、鸱�等39种;虫有螽斯、草虫、�鲨、鲂鲤等49种。《诗经》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创作源于人民的所见所闻,使文章以其丰实的内容和宽泛的涵盖面增强了可读性。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其按题材和内容划分为六类:1.婚姻爱情诗;2.农事诗;3.战争徭役诗;4.怨刺诗;5.周族史诗和祭祖颂歌;6.宴飨诗。由此可见,《诗经》的内容包罗万象,汇集了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诗经》所写的诗篇,我们查阅史书,从中可知周文王时期,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生活安定幸福,才有了如《关雎》那样朦胧的脍炙人口的爱情诗。但后来,商朝最后一代君王――商纣昏庸无道,日行暴政。由此,以西周为首的诸侯国纷纷起义反抗,连年战祸,百姓生灵涂炭,这才有了思念夫君的《卷耳》。此外,《诗经》中还有反映秦国战乱的《秦风・无衣》和表现思念之情的《王风・君子于役》等佳作,他们都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生活和政治形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千古绝唱《诗经》首篇《关雎》章就渗透着人性最本真的渴望,以雎鸠和鸣比兴,引出一位温文尔雅的姑娘正是青年梦寐以求的佳偶。而后,诗人反复以荇菜为喻,弹奏出一首君子朝思暮恋淑女的浪漫痴情曲。全诗以一种唯美的艺术情调渗透于朴实的现实主义诗风,这也是《诗经》的总体风格――朴实的现实主义。

  《诗经》的博大容量还涵盖了人民的远征之苦,劳役之怨,国难“黍离”之悲,羁旅怀乡之思,而爱国主义的战争诗与颂扬生活的劳动歌,以及不满黑暗政权官僚的政治讽刺诗,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丰富精彩的内容,配以种种绘声绘色的写实手法的调味,使得《诗经》如一盘百味俱全的盛餐,在文学长桌上芳香远溢,无愧为中国几千年现实主义艺术的源头。

  尽管《诗经》属现实主义诗风,然其语言形式灵动活跃,如山间奔涌的小溪,闪烁着睿意灵性,融合于浓淡有致的情感小画,使满卷书香弥漫着一种芬芳唯美的艺术情调,颇具匠心,充满着非常浓厚的唯美主义情调。

  《诗经》丰富的内容大多源自传诵的尾歌,就其性质而言,则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中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即诗三百余篇,均可用来背诵咏读、乐器伴奏和歌唱伴舞。同时满足上述要求的诗歌自然也必须音律优美,琅琅上口。连珠妙语,如甘泉涌动,似白露霜凝,如《关雎》、《桃天》等诗篇恰当地重章手法的运用就起到了明显的强调造势作用,将求爱之情、祝福之心、出嫁之曲表达得强烈炽热而唯美动听。“明星煌煌”的闪烁星辰若呈眼前,“烨烨震电”的一瞬天光生动浮现,“��鸣雁”的天籁之音萦绕耳边,叠字手法的巧妙运用不仅使音调铿锵有力,更赋予诗歌以形象的灵魂。而“鸳鸯”、“蛸”、“参差”等双声之词及“辗转”、“窈窕”、“螟蛉”等叠韵之语的活用更赋予诗歌以巧律妙韵的音乐美。轻读口若含珠丹,冥想思如潮水涌,细细咀嚼,诗情画意随心翱翔,体现了中华民族语言的音乐性,进一步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

  智慧的中国人民于2500年前已开始追求学术创新,活跃学术氛围,不再局限于四言方格,而是善用五言、六言形式进行无规律变化,甚至骈散结合,给予诗歌一个灵动的生命。又因为《诗经》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石的,人民习惯于将花花世界的景物摄入诗中,常以某一物起兴,再言及中心,如《月出》中以月比兴,以圆润皓月喻美人仪容,从而给诗歌披上一层虚幻朦胧的面纱,将思念之情表达得扑朔迷离,唯美动人。

  许许多多的艺术手法,形形色色的表达技巧,融合于真挚诗情的人生感悟,将我们带进一片弥漫着唯美情调的诗海文苑。正如《风雨》中的“鸡鸣喈喈”与《鸿雁》中的“哀鸣嗷嗷”就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听觉以惟妙惟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艺术情调水乳交融,共冶一炉,不仅再现了周王朝的历史画卷,更赠与我们赏心悦目的美学享受。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尤其在《诗经》被经学化后,更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而屈原之后的许多诗人,也秉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丰富、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的艺术魅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并以此来推动文学革新。一代枭雄曹操在《短歌行》里直接将“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引用其中。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代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一直占据主流,无论是宋代陆游还是清末黄遵宪,无不秉承这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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