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多少首

时间:2020-09-02 09:42:59 诗经 我要投稿

诗经多少首

  诗经是我国先秦的古书,早期不叫诗经,叫“诗”或者“诗三百” 。

诗经多少首

  有305篇诗

  风160篇(是15组)

  雅105篇(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

  颂40篇

  《诗经》介绍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省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诗同乐不能分。

  成书过程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600年。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王官采诗说

  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左传》。《孔丛子·巡狩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

  另外在《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见于《左传》)。

  刘歆《与扬雄书》亦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

  公卿献诗说

  当时天子为了“考其俗尚之美恶”,下令诸侯献诗。《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

  孔子删诗说

  这种说法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体例分类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齐、韩、赵、魏、秦),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表现手法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流传

  到春秋,流传下来的诗,据说有三千多首,后来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了方便,就称它「诗三百」。

  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

  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现在只剩外传十卷。

  至于现在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

  诗作来源

  《诗经》的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

  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时听信谗言,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知道错杀,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为了隐蔽别人盗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人。猃狁(古民族)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军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献,并在朔方筑城垒。遗物有青铜器兮甲盘。湖北有尹吉甫宗庙-----建于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峰区宝堂寺,泸州有尹吉甫抚琴台遗址,山西平遥古城有尹吉甫点将台、湖北有墓和墓碑遗址。

  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

  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

  创作背景

  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あ。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这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来看,周族确是靠着农业而兴盛发展起来的。《豳风·七月》则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茨》、《大田》、《丰年》、《良耜》以及《周书》内的《金滕》、《梓材》、《康诰》、《洛诰》、《无逸》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我们研究《诗经》,首先要注意产生《诗经》的历史社会基础。

  诗经思想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蒹葭》表现了男的和女的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现存部分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后世评价

  孔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诗的作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术之名。”

  孟子:孟子论诗,谓“说诗者不以问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两次提到《诗经》。一次是与上大夫壶遂讨论孔子续《春秋》之精神时:《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第二次就是很有影响的论“发愤著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董仲舒:“诗无达诂”正是此人作为理论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梁启超:“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鲁迅: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

  《毛诗序》,书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披露,由中国选送的古籍经典《诗经》在日前结束的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中一举夺魁。“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每年在德国莱比锡举办,中国自2004年起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牵头组织参加此项活动。在每次赴德参赛之前,中国都会举行“中国最美的书”评选,面向全国征集参赛作品

  据介绍,参加今年“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活动的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参评图书达到634种,总品种数较去年增长1.28%。

  此次中国获奖图书《诗经》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向熹译注,刘晓翔设计,因其典雅、质朴而不失创意获得专家们的青睐。

  作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的尊崇,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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