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老庄情结

时间:2020-09-07 17:50:54 苏轼 我要投稿

苏轼的老庄情结

  苏轼,一个千年的传奇,他不仅是北宋年间中国文坛上最耀眼的巨星,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

苏轼的老庄情结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继李白之后又被人们公认的一位谪仙。他的一生因才华超众、思想卓尔不群而屡遭打击。面对宦海的浮沉、生活的喜悲,他总能用一颗超脱尘世的心去化解不平之气,用一支天生的健笔去挥洒万丈才情。他的人生越不幸,他就越旷达,越超然。而这一切皆缘于他的老庄情结。

  苏轼对老庄可谓深怀景仰之心:“博大古真人,老聃关尹喜。独立万物表,长生乃余事。”同时苏轼与道家的渊源也颇深:“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苏轼对于各家思想的吸收融会皆是怀着完善人格的目的:“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而苏轼对道家最全面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其《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心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元,天皇,太一,紫薇,北极之祀,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禄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而韶镬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礼,不能以致刑措。”可见,苏轼用一种非常理性的眼光来看待道家,他鄙夷道教的方术,而赞赏其合于儒家的思想。

  一、初入仕途

  苏轼二十一岁于嘉佑元年(1056)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与父、弟再至汴京。授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列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处于顺境中的苏轼,在他的策论《贾谊论》中表述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他认为贾谊经不起政治打击,而致郁闷死去,是因为他“不善处穷”,面对逆境,老子倡“知足不辱”,就是一种“处穷”的良方。而这也预示了苏轼在日后的“穷”境中的“善处”。

  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居丧。熙宁二年(1069)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神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全身远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此其间,苏轼提出“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的建议,《庄子外物》中提到“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道家追求的就是人的精神的绝对自由,“寓身物中,超然物外”,足以应对任何思想的束缚,最终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

  二、黄州时期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黄州可以说是苏轼遭挫的第一站,但思想旷达的苏轼却用淡泊宁静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用道家的“坐忘”“心斋”之法去修身养性。相应的,苏轼的文学创作也由黄州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原本荒僻冷落,贫穷落后,在苏轼眼里却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凄凉孤独的定惠院,苏轼却能体悟到“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虚静”境界,在赤壁怀古时,苏轼却能看到“人生如梦”的相对人生价值。道家的清净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那里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

  然苏轼于黄州赤壁所作的《前赤壁赋》感情要较之旷达要复杂得多,全篇的基调从乐到悲,又以乐作结。主客的对白其实就是作者本人内心世界的对白,从中可以看出他感情的波动:先从江山美景中引出作者的“羽化而登仙”的超然之乐;继从对历史人物兴亡的凭吊,陷入现实人生的苦闷;最后又从眼前景物出发,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在旷达中得到摆脱,从中可以看出苏轼感情的复杂性:政治上遭受打击后一方面保持乐观精神,另一方面却纵情山水,消极避世。距此三个月后,苏轼又重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与前赋的幽静之景相比,后赋则表现出可惊可怖之感,同时后赋还写了道士化鹤的幻觉,迷离恍惚,带有比前赋更为浓重的虚无飘渺的色彩,更多反映了作者贬谪时的悲凉心情和对超尘绝俗的追求。但作者并未“羽化”而去,《庄子.缮性篇》云:“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缪也。当时命不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所以“坡仙”又顺从时命,继续留在人间放声吟唱。如同年所作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在前三句仿佛可见“坡仙”醉后狂歌,不理会世间的纷纷扰扰,紧接着,他借庄子之口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叹,要解决世间的烦扰,惟有以通达代之,不执着于一端,只是随心所欲,自由任性而已,所以最后他发出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吟唱,想不到的是真的有人在读过此句后以为他这个罪人逃走了。其实尘世中的凡俗之人又怎能理解“坡仙”身困斗室,心游万仞的思想境界呢?“此身”虽“非我有”,但他的精神却是绝对自由的。

  三、被贬杭州,惠州

  至元佑六年(1091),苏轼以翰林学士奉旨召还京都。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新党人物又重新被任用,于是苏轼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被贬惠州。在惠州期间,苏轼又遭受了妻子病逝的打击,身陷巨痛的苏轼此时选择了道教长生久视的养生之术,并反视生命的本源,自觉守护他高贵、纯洁的人格。在此期间,他将陶诗几乎全部唱和了一遍。苏轼曾这样说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染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渚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动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与苏辙书》)的确,苏轼与陶渊明在社会经历、思想性格以及处世态度方面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所以,苏轼才会一再表示:“渊明神似我”,甚至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但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白居易《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陶渊明是俗世绝决的“小隐”之士,他身与心俱能达到自然放旷的境界,当身处樊世时,心灵的干扰自然少了。而苏轼却选择了“中隐”,他并未如白居易所说的“致身吉且安”,他的身遭打击束缚,心却能畅游于天地之间,这种境界是陶渊明远远比不上的。

  四、最后的归途

  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的忧患,他在儋州写的《观棋》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胜和败的差别,象其他事物间的差别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但苏轼的否定,却使他在屡遭贬逐中保持乐观不屈的精神,保持生活,对风土人情等的热爱。相应的他的文章也达到了令世人望尘莫及的高度 。绍圣四年的夏天,苏轼渡过茫茫的大海,登上海南岛,前往贬地儋州,路上遇到一场“清风急雨”,遂作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作者在这里尽情驰骋其丰富的想象,他以谪仙的身份尽显己才,让神思在风涛奇幻怪谲的海上天马行空。这正合了《庄子》“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手四海之外”(《齐物论》),这些纯乎是依思维想象而达到的一种自然抑或自由,给人的印象是“虚”“远”,不可及,真是逍遥脱俗之至“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在黄州,惠州,儋州,他都要造房子,都准备在那里终老。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太好,但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造房安家,做着长处的打算,他的这种生活态度,确已达到了“任情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

  元符三年,徽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不料第二年行至常州时病死,结束了他宦海沉浮的一生。苏轼于去世前一年作了一首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可谓是他思想上的又一次新生。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悲喜遭遇,仿佛是对灵魂的洗礼,最终呈现出了一尘不染的本来面目。此时的苏轼超越了儒释道的精神,回归到混沌未分、天人合一的境界。

  遗世独立的坡仙在茫茫尘世间,用苦难去修炼身心,故“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黄庭坚《与五庠周彦书》),最终他超越了生命的局限,回归到了生命与自然的本来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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