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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名声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王安石的名声，开始是很好的，其最初任七品芝麻官，为鄞县知县，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后来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德能勤绩俱佳，宰相文彦博向宋仁宗举荐王安石，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而王安石宰相呼来不上船，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又有欧阳修举之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其后，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名声是非常的好。
在最基层打拼的人，若无特佳美誉，能上达钧听?能位至宰相?“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于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职，闻者莫不喜悦。”
朝廷真要提拔了，王安石名声却开始变坏了。
皇帝要提拔王安石，先征求大臣们意见，韩琦便打烂锣：“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当书生可以，当宰相不行。另有唐介，也跳将出来，极力非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自王安石进入朝廷提拔视野，名声便开始逆转，不太那么“恨不识其面”，多有“恨识其面”;也不太“闻者莫不喜悦”，而多有“闻者不喜悦”，其中原因想来有二：一、他上来了，我摆哪?二、他要来改革了，我怕是会被他革了吧。
王安石名声发臭，先前原因多半是第一种，他上台，挡了他人仕途;但王安石当了宰相，很多人并没转口颂，反而转口骂，源自第二条：王安石变法，动了他们的奶酪。有位叫朱光庭的，对王安石变法没一句好话：“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成大弊。”王安石改革有多猛，反对声便翻倍大：“御史刘述、刘琦、钱�、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
先前韩琦与唐介等人，对王安石颂其是翰林之才子，骂其是庙堂之祸害，到底还是两分法，且也只品评其个性，不曾物议其人品;王安石变法进入深水区后，对其评价便进入了人身攻击阶段，一些私生活领域之事也都被扒出来了。宋神宗请王安石去钓鱼，王公没心思，坐在那里不经意地将鱼饵当葵瓜子、落花生嚼，于是便有人攻击他：这家伙故意装深沉，城府深，必奸。苏洵著《辨奸论》，描述王安石衣食住行，不近人情：“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般做派哪是正常人呢?“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为伪云。”高度怀疑王安石是最典型的伪君子。
王安石矢志变法，碰到三大问题：天变、祖法、人言。最大阻力来自什么呢?估计是来自人言。王安石对此有充分估计，提了三个响亮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变法，不曾冒枪林弹雨，却天天冒唾沫星子，孤独前行。
人言不足恤吗?人言是相当可怕的，苏洵骂王安石不近人情，还是留了口德的。有名为吕诲者，上书弹劾王安石，罗举十大罪名，骂起来毫不客气，所谓是“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外表貌似厚道，内心龌龊无人能比，这是典型的奸臣，“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更有严有禧者，将王安石与史上几位有名奸臣并列：“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人言不足恤吗?王安石改革，确乎有很多败笔，有些内容操之过急，有些内容太理想化，有些内容不合时宜，但其改革的整体方向是对的。然则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一大因果，恰是这人言可恤，朝廷多半精英都鸡一嘴鸭一嘴，王安石有多大的意志力承受得住?王安石固然承受得了，皇帝、皇太后承受得了么?罗大经安其罪名大矣哉：“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王安石最后下台，也是皇帝家出来“人言”了，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王安石名声于晚清以前，多是毁多于誉的，不止在朝廷发臭，在民间也是骂声一片，“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作畜生。今世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警世通言》)
王安石名声何至于如此难堪?他何以又没入《奸臣传》?有人一一数来，《宋史》之《奸臣传》，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14人中12人，不是王公学生，便是王公部属。曾有那么多人斥王安石为奸诈之徒，王公之徒又多有入奸徒者，王公又何以没被打入史之另册?清朝征召来编撰《四库全书》者，对此也是不太解，他看了陆游对王安石的高赞，质疑道：“以其祖陆甸为王安石客……故于《字说》无贬词，于安石亦无讥语。”在他看来，陆游不曾骂王公，乃是因为陆游爷爷辈曾是王公部下，陆游故徇私，对王公曲为回护。
史上变法者，鲜有好结局，商鞅、王莽、张居正，商鞅被车裂，张居正死而不得安宁，遭挖棺戮尸，相对而言，王安石算是好的，他善终了嘛，后世名声嘹亮了嘛。王公在晚清名声大逆转，也是时势使然，晚清大变局时代，需要变法英雄来撑持，梁启超便选中了王安石，梁公作《王安石传》，也是借之为时代来说话。唉，历史人物毁誉翻转，是与时相俯仰的吗?
王安石变法，一时间人言可畏，唾沫与板砖齐飞，污水共长天一色，却到底未入《奸臣传》，不全是变法之后世要树英雄，也是跟王安石本人在变法中的表现甚为相干的。变法是一场深刻的利益再分配，蛋糕如何分?分配权掌握在变法者手中，诸多变法者趁机谋私，趁机把蛋糕往自己怀里扒，那是很多的。王安石变法，自己袋子多分了吗?有人论张居正改革，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是吗?未必吧。张居正鲜衣怒马，钟鸣鼎食，盆满钵满，威柄在握，“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生活之奢侈与豪华，让人瞠目，这也是拙于谋身?当算是善于谋身者吧。
王安石则不同，他没趁变法自肥，酒色财气，一样未沾，辞职之后，连居身之所都没有，寄寓庙寺，“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颜习斋语);陆九渊赞之：“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朱熹对王安石变法是不太认同的，“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但对王安石个人操守，也是不否认的，“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 己任”。
每次改革，都算是制度重建，制度是我们评价改革者的根本，但改革者的个人品质，即令不算根本，也是要紧关键，直接决定其是入《循吏传》，还是入《奸臣传》。
有人说，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一大原因是他未使奸臣手段，若是他对反对派一棍子打死，一脚踩到底，那就成功了。还好，还好。北宋党争格外厉害，改与不改，都有一派非议另一派，但除了一部分小人邪派借机党同伐异外，此派与彼派，都算是正派，多是政见不同，不曾使用人身攻击的下作手法。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改革上削尖脑袋都调不拢头，接不了榫，凡是王安石要改革的，司马光必然反对。即便如此，司马光也不乱向王安石泼污，皇上来问司马光，王安石何许人也，或有把王安石打入奸臣的意思，司马光说了句公道话：“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只说王安石个性差，没说王安石人品次。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是靠边站的，还算是受害者，但他对王安石道德文章也是赞不绝口的：“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官，瑰玮之文，足以藻能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 之俗。”
北宋党争或是宏大话题，其中是非曲直，难以概论，但大体上是君子之争，不论改革派与反对派，都是君子，所有争论在君子之道上运行，这或是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还能获得好名声之因吧。王安石夫子自道说：“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还真是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也说：王安石与当时人远，倒与后代人近。王安石同时代人虽不知他，但主流舆论没臭他，故此，王安石是孤独的，王安石也是幸运的，他敢于担当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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