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歌的落花意象

时间:2020-08-25 12:31:20 王维 我要投稿

王维诗歌的落花意象

  王维山水诗中的“落花”不同于中国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它受到佛源禅典的淫染,具有异质性。

王维诗歌的落花意象

  在“众星罗秋”的盛唐诗歌王国,王维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分创了中国诗域的高标典范。与李杜相比,王维的诗歌神游物外,思臻化境。唐以降的诗评家,对王维独树一帜的诗风追踪摄迹,大都不约而同归因于佛禅思想在王维诗歌创作中的深刻影响。以禅宗的“空观”照临万象,草木花鸟、竹林松风、水光渔火,在诗人王维直观的“具眼”中皆是超然于本体的自在的存在,是禅趣妙道的审美体验。王维隐居辋川时期的山水诗更充分体现了这一审美特征。王士说王维的辋川诸作“字字入禅”,读后使人“名言两忘,色相俱泯”。的确,王维常借助于“空”“隔”“白云”“远”“飞鸟”“落花”等独特意象,营造出意趣盎然、深幽虚静的画面,达到诗境与禅境的妙合如一。但是这些意象,是如何被诗人运思于笔端,成为纯粹的审美“直观”对象,落入诗人眼中,并与禅宗审美发生了曲折微妙的关系的?在这一思考向度上,本文以为尚需溯源清流,探幽发微,故以王维诗中“落花”意象为例试作探析。

  一 似花非花:妙契禅境,语出有自

  “落花”是中国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其源远,其流长,仅王维同时代诗人中就有不少写“落花”的名句:刘希夷“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杜甫“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李白“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等。这些诗句中的“落花”明显着色于诗人的情感,或以落花吟咏人生悲哀,或借落花示愁畅兴,或点染心绪,或托物寄志。花是自然之实体,客观之具象。即使如刘长卿诗中“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中无声无息的落花,也并未消融于诗人的意识之野,依然是诗人耳听目遇的结果,物与人明显两“隔”,花还是花,我还是我。诗人观到色,听到声,兴味所至,发为诗情,“落花”是表情达意的符号。而王维诗中的“落花”意蕴就迥然不同。

  《辛夷坞》一诗是王维《辋川集》的第十八首。这首诗乍读辞浅意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写的就是芙蓉花山中开落。可是,稍一联系“木末”“无人”“纷纷”的词意,立时就会在眼前映现一幅有强烈冲击力的画面。自古以来,以诗言志,以诗传情,那么,王维借这空谷红花热烈地开,纷纷地落,要传达何情何志呢?在这里,芙蓉花开落纷纷的生意与所处山坞的幽寂交织出奇异的诗境,令人遐思。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万物静观皆自得。过着幽居生活,深谙佛理禅趣的诗人由这一树芙蓉落蕊自得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王维将诗歌审美体验与宗教审美体验融合为一。自开自落,自生自灭的空谷红花的独特意象,让人联想起“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禅家境界。

  《鸟鸣涧》一诗向以空灵虚静、禅趣幽妙脍炙人口。前两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写春山空廓,桂花雨飞,自然界幽丽生动;后两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写月出鸟鸣,光与影移动,动与静互映,客观世界朗然静照。这静寂悠远的境界,是王维此时此刻心境极“闲”的真实投射。唯无一丝俗尘浮念,“虚空生汝心内”,宇宙万有,一花一石,一响一动,才能如此纤毫不遗,大千世界皆纳入一毛孔中。在王维的世界里,桂花纷纷,不落六欲,是“妙好天花”;春山落桂,月出鸟飞,宗在自然生命的律动中刹那顿悟了永恒的意义,这也正为禅的第三重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生动譬喻。

  王维诗中的落花,已不是泛泛的述景语辞,落花妙契禅境,显示一派“真如一如”的禅趣。那么,“落花”如何落入了禅语,营构出花禅一体的妙谛?虽是微言,按之佛典,也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花与禅宗的渊源极深,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灵山拈花,遍示众人,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何意,只有迦叶尊者破颜一笑,佛即把正眼法藏传于迦叶,迦叶就成为了禅宗第一祖,因此说禅宗的起源是从一朵花开始的,别有道理。花在佛教中被赋予了佛道的象征意,佛事中常以花供养功德,“花开”被看作“花报”。种树得花,就如遵从佛道;花落果熟,有如修成正果,获得果报。由花的'象征意义又引出“花翳”的说法,由翳目看花,花是空花。法眼看花,花是不实之物,如若以翳目看花,所见就是妄见。禅宗说法也常常用“水月镜花”作比喻,以其不实之相,喻指禅的“空”观。以佛眼看百花,就都可成为悟道的参照物。一花一菩提,于花中见真如,被认为是修得了正观正念。

  王维诗中写花开的少,写落花的多,王维何以独钟于“落花”呢?《维摩诘经》是王维最喜读的佛经,此典探讨的佛理核心是,空诸一切,心体无滞,不论出世入世,在家出家,都能成佛,这才是般若境界、不二法门的解脱。现代成语“天花乱坠”即出自《维摩诘经》。“天花”即指天上的妙花,有两种含义:一是佛教教义虚指的“花”并不实有。“天花”原本是诸天伎乐纷响,如雨落至人间的“虚空花”,因此有“天花乱坠偏虚空”(《心地观经一》)的说法。二是自然界之花,即我们常见的花,能称为“天花”的是用法眼看待,它是“妙好”的。王维谙熟《维摩诘经》,对“花”所蕴藏象征的佛法真谛体悟精微。故王维诗中对花的体认也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层,花是花,是顺应自然时节有开有落的花,是俗世中人人可见的花;第二层,花不是花,离了世间生灭的“虚空花”,虽为实有,却成幻相,是超脱了自然之具象的纯粹审美经验的“直观”的产物。王维诗思独运,把两重意义融合叠印,达到禅趣与诗境的圆融一体。以花寓禅,花是花,花又非花,空谷辛夷,空山落桂,皆是“虚空花”,是王维心灵人格的生动写真。

  《维摩诘经》中还有一个“天花著舍利弗衣”的故事。讲的是一日维摩室内正在说法,天女现身,就散花在诸菩萨和佛弟子身上。花瓣至菩萨身上即纷纷坠落,而于佛弟子身上,怎样也无法去掉。天女就问诸弟子为什么非要把花去掉?弟子答,出家人不能戴花,毕竟花不如佛法。天女诫示道:花之所以不粘菩萨身,是因菩萨已断一切分别想,法就是花,花就是法;花粘在诸弟子身上,是因诸弟子色声香味触五欲之根未除尽,心存分别想,不能解脱的缘故。了断一切分别想,则于一切时中,都能不尘不染,不粘不著。《维摩诘经》所载这一典故想必对王维影响颇深,因而在王维的诗作中时现“落花粘衣”的诗歌形象就不足为怪了。自性清净,花不沾衣,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佛法真如的外在显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僧肇语),可视为王维禅宗审美的标高。   综上所述,可以说王维诗中“落花”之譬喻源出佛典,它展示了王维于佛理典故的高度结撰技巧,又体现了诗人独异的审美追求。“落花”意象的异质性,不是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因袭,亦不是妙手偶得,它深受佛源禅典的淫染,脱落而无痕迹。自然界的落花在诗人“空观”审美经验的关照下,成为“虚空花”,是王维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写照。

  二 “花落知多少”:人生与审美境界的投射

  无色无相,纯任自然,虚体广大,“落花”无疑是王维的一种人生镜像,透过这“璀璨的反光”我们把握到诗人对生命的主体性阐释。

  王维生逢盛唐,少年才俊,与李白、杜甫相比,仕途并无险风恶浪。他与李白生年一致,享年相当,同享诗名,都受到过政治上的排挤和打击,对奸臣当道,朝政日非的现实都曾痛心疾首,怀救世之志。两人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仗剑游历,兴风狂啸,以不羁之态睥睨世俗;一个持戒安禅,敛心守志,以不争之态隐遁山林。如果说是久在官场,看透大唐一去不可返的颓势,那么小王维十一岁的杜甫经历此便更为深巨,然而历史留下的是杜甫缥缈孤鸿的人生剪影和苦苦吟哦的济天下、安苍生之志。在几乎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王维走的这条无可无不可的人生道路值得深味。当然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与价值观的最终选择的因素极为复杂,几乎无法条陈和细究。而这在王维身上又是个特别,从出生到终卒,始终有一条经线贯通王维整个生命历程,对他的人生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质的影响,那就是――“殊胜佛缘”。

  王维出生在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崔氏虔诚奉佛,师从北宗禅领袖神会弟子大照禅师普寂,王维兄弟自幼便随母吃斋茹素。自开元九年(公元721)王维中举不久,因伶人舞黄狮子得罪遭贬出京,至开元二十三年在张九龄举荐下回京出任右拾遗,这十四年当中,朝廷政治黑暗动荡,王维个人仕途颠簸困顿,使他日渐产生退隐心意;但另一方面,他念家中兄妹之情,以至于沉吟不能去。这多方面的原因使王维一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岁的王维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对佛理研习日深,此一时期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交游多是僧道居士。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倾心服膺慧能的“不立文字,心心相授”的南宗禅,这是王维佛教人格,心灵视界的重大转折。这一年,王维从殿中侍御史任上知南选,路过南阳,得遇慧能弟子神会,此后王维与神会保持密切的交往,随后又应神会之请为慧能撰写碑文。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禅宗修悟方式成为王维在生活和诗作中追求的审美趣味。随着生活阅历的累积,特别是中年以后政治上的打击和压抑,佛法境界越来越成为王维的精神依托。他在蓝田构筑别墅,过着“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的生活。晚年的王维更是摒绝尘事,在自然山水的体悟中参禅悟道,寻求永恒的精神体验。但是王维也并非将自己的精神完全泯灭在宗教的虚无中,在一些诗作中王维也曾发出世事沧桑,生命几何的哀叹:“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埋骨白云长已矣,空馀流水向人间(《哭殷遥》)”。在王维恬静淡然的心胸间,偶有这种人生哀音的流露,让我们渐欲接近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细腻,敏感多思的诗人本真面目。

  王维对于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传统士人精神人格的审美范式,更突出的贡献是他赋予山水自然以特别的人格色彩。落花、飞鸟、山月、松风皆脱落自然之主体,皈依王维禅宗审美之主体,使自然山水获得了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永恒价值。山水实境与佛禅空境的完美交融创造了中国诗歌至高的艺术境界。他常将诗人之“我”置之物外,对自然万物作超距离的圆融观照,又善抓住自然界里极其精微的声、色、光、影的变化,表达无穷的哲理韵味。王维归隐后所作《田园乐(其六)》,在诗体、意象和诗境上都与孟浩然的《春晓》相近,不妨稍作比对。孟诗虽也表达了一种闲适悠然的心境,但诗人被啼鸟唤醒之后,回想一夜风雨急,不免心里一紧,残红萎地,花已不在枝头的留恋惋惜之情跃然纸上。不离世间苦,满怀尘世忧,诗人求闲适却难以超然的形象非常鲜明。王维此诗前两句清新明丽,后两句则是一派天机。啼鸟何妨入眠,落花铺地却让人感觉洁净不染,何必扫去呢?不但诗人成了局外之人,一切皆随顺而安,无依无待,十足自在,流露出禅家了断分别之想,万法尽在自身的妙谛。其旨淡而远,其趣深而幽,令人回味无穷,远高于孟皓然《春晓》的有旨无趣。王维诗中相似的审美创造还有很多,例如,“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寄崇梵僧》),“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等,这些以“落花”为中心意象的诗,皆是以“静”为特点,以“落花”为引机,诱发寂与空的哲思。在静与寂的艺术实境中,王维寻求空明本体,达到一种刹那永恒的人生体悟和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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