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文化价值
引导语：汪曾祺的散文始终是在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即生活是美好的，只要善于发现，你就会觉得生活处处都充满着乐趣，人无论碰到什么情况，也应该保持的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下文是有关他的散文文化价值知识，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汪曾祺的散文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叙事类的，还一种是写物写景的。不管是哪种散文，都使人读起来异常轻松，好像是在听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亲切与你交谈，给人一种很安逸的感受。汪曾祺的散文始终是在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即生活是美好的，只要善于发现，你就会觉得生活处处都充满着乐趣，人无论碰到什么情况，也应该保持的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正如他所说的,“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会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的先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而这种朴素的信念正是我们如今生活在这个社会最需要的。
一、饮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
在汪曾祺的散文中，你会发现一些很平常的生活琐事或者事物，在汪曾祺的笔下变得如此有趣，心里会由衷的发出感叹：原来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汪曾祺教给我们的是欣赏生活，品味人生的方法。在如今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环境里，我们努力的拼搏奋斗着，却遗忘了生活原本乐趣。汪曾祺的散文还原了生活本来的面貌，使人们看到一个宁静安逸的生活画面。他告诉我们生活的真谛在于欣赏生活，留意生活的每个细节，从中发现出乐趣。
汪曾祺特别中意“吃”的文化，他不像一般的文人墨客们仅作为一个品尝者对美食做出啧啧称羡的姿态，而是更愿意做一个制造美食的美食家，这种制造美食的过程也是他最为享受的，从最初的准备原料，到精细制作，再到最后完工，这种过程使人感受他生活的精致，充分享受着烹饪的乐趣。
为了能够做好菜，他对做菜也是吸收别的地方的优良做法，不断地进行总结改变。比如在提高炒青菜做法时，他认为“昆明的青菜炒得好，因为：菜新鲜，油多，火爆，慎用酱油，起锅时一般不烹水或烹水极少，不盖锅(饭馆里炒青菜多不盖锅)，或盖锅时间甚短。这样炒出来的青菜不失菜味，且不变色，视之犹如从园中初摘出来的一样。”就是这样不断地吸收他人的长处，汪曾祺厨艺之高也是为人所知的。美籍华人聂华苓到北京，指名要到汪曾祺家吃一顿他亲手做的饭菜。其中一碗煮干丝，聂女士吃得最后竟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喝光。台湾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也是指名要去汪曾祺家吃饭。正因如此，汪曾祺的做的菜很快被加冕为“名士菜”的称号。汪曾祺对待美食的态度，也如对待人生一样，扬长避短，吸收百家之长，只有这样才能做得好人生这盘菜。
作为品尝者，汪曾祺的口味是大众化的，什么地方的美食都愿意尝一尝。他曾说过，“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这显现出他包容、宽怀的生活态度。比如在《豆汁儿》一文中叙说:“北京的老同学请我吃了烤鸭、烤肉、涮羊肉，问我：“你敢不敢喝豆汁儿?”我是个“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的，喝豆汁儿，有什么不“敢”?”。我认为一个不太爱挑食的人，大多数肚量也是很大的，这样一种心态也在影响着人的性格。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去尝一尝，经历的越多，人也越成熟，对人的发展也越有好处。面对现在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和现象，如果能有凡事都容得下的肚量，不去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握好自己的原则底线，那么人的生活状态自然也会好很多。
二、面对困境，随遇而安
人的一生总会碰到不如意的时候，在面对这些困难时，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心态?或者说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情，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今这个社会面临着许多生活压力，就业、择偶，买房等一系列问题，有很多人为这些问题所困扰，甚至因此得了抑郁症。据报道说，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大疾病，而心态没有调整好是得抑郁症的主要原因。要想在现如今这个社会生活下去，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从汪曾祺的散文里，我们可以知道如何面对困境，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1958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 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农业研究所要派他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去画马铃薯图谱，一个作家被“发配”到这个荒漠的地方。照一般人来说，心情是会非常低落的。而汪曾祺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他很得意地说：“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他每次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全部画完后，就把马铃薯埋进牛粪火里烧烤，熟了就拿出来吃掉。这种苦中作乐的态度真是现如今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也正是有了这种心态帮助汪曾祺度过了那段极为无聊的时期。
在回顾自己那段困境的时光里，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一文中这样说到：“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正是这种“玩”的心态帮助汪曾祺度过了人生那段灰暗的岁月，挺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光。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也需要这种“玩”的心态，但懂得“玩”，“会玩”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这种“玩”的心态就是在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要和自己较劲，看的开些，谈些，心情就会平和的多。当我们无法改变生活时，只能去适应生活，也就是像汪曾祺所说的“安”，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既来之，则安之。
三、追求和谐的文化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汪曾祺曾说过的，当我们今天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汪曾祺已经在多年前强调文化的和谐了。我认为他所提倡的和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和谐，也就是作品语言更贴近读者，更平民化，大众化，老少皆宜。我认为这是现在文学创作最为需要的。老百姓愿意接受那些通俗易懂，显浅易知的作品，而不愿意去读那些晦涩难懂，玄幻莫测的文章。
汪曾祺散文的美就美在这种和谐之美，在平淡中品味不平凡，他把最普通的道理从叙说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里细细流出，让人触动，让人赞同。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独特魅力，用最平凡的语言诉说道理，站在大众的角度和读者一起领悟，让自己的心离读者更近。他往往用方言俗语来拉近自己和读者的距离，使文章读起来更为亲切。比如在《八仙》这段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笊篱这东西实在和仙人不搭界，拿到手里也不大好看，南方人甚至有人不知道这是啥物事，于是便把蓝采和的大拍板借给了他，于是他便一天到晚唱曲子，蛮写意。”再如在《寻常茶话》中：“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以上这些“不搭界，啥物事、蛮”等江浙地区的方言都是易懂的，为大众所熟知的方言，这些语言的使用既恰到好处的表达了意思，又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使人们读起来很舒服。
汪曾祺是始终把读者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他也是一直以此为契机进行创作的。他不像现在有的作家或文艺工作者写出的作品，不顾广大读者的感受，认为反正有人读懂就行了，没看懂的则是境界没达到那个层次。我认为这样的作品是失败的，也是会被时间所遗弃的。汪曾祺曾说过，“一个作品写出来放着，是个人的事情;发表了，就是社会现象。作者要有‘良心’，要对读者负责”，可惜现在像汪曾祺这样的心里一直装着读者的，有“良知”的作家很少了。
有人说，这世上有两样东西可以治病，一是语言，二是药物。汪曾祺的语言能不能治病尚且不得而知，但能去除烦恼却是事实，借用作家凹凸说过的一句话：“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不待见我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汪老的书的确有此功效，当你的心感到累了，倦了的时候，泡一壶清茶，捧起汪曾祺的书，书里的朴实的文字会慢慢滋润着你的心灵，你的烦恼也会慢慢变淡直至消失,此时好的心情会逐渐地涌上心头。当你放下书本时，你会觉得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美好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欣赏，去享受。这就是汪曾祺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汪曾祺，需要他的这种和谐健康之美，正如作家铁凝所言：“一个民族，一座城市，是不能没有如汪老这样一些让我们亲敬交加的人呼吸其中的。”
论汪曾祺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他作为本世纪一个重要文学流派——“京派”文学的传人，其散文无不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征。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只有散文，却是土产，渊源有自，可资借鉴汲取的传统很丰。(注：汪曾祺：《当代散文大系总序》。)他的散文就是极好的承载了中国文人儒道思想相融相济的精神特点，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学创造。
他出生于江苏高邮，这地方古文化渊源甚深，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汪曾祺说：“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注：汪曾祺：《我的家乡》)他的家是一个带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开明地主之家。他的祖父是前清的“拔贡”，治家有方，自奉甚薄，爱好古董字画，曾亲自教他《论语》和书法。祖母是一个勤快的人，一年四季忙不停，善做各种风味吃食，为他日后对饮食文化的精到品味和赏鉴起了很大的影响。(注：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是一位“通才”从各种运动到摆弄各种乐器，以及画画，刻图章，无不精通;并且为人随和，手艺灵巧，善于给孩子做各种玩意儿，诸如 荷花灯、纺织娘灯、西瓜灯、风筝等，是个“孩子王”。因而汪曾祺说：“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注：汪曾祺《我的父亲》)汪曾祺从小还喜欢出入街上两旁的店铺，“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他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手艺人的生活方式，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注：(20)汪曾祺：《自报家门》。)可见，汪曾祺从小就置身于“无可排除”的传统文化之中，这些势必影响着他的人生观和审美趣味的形成。汪曾祺虽然年轻时迷恋过尼采、叔本华、萨特等西方哲学思潮，但他却能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其主要思想仍然体现为内儒外道的特点。